论梁启超小说理论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近代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所论及的主要内容有：提出了小说的总体改革方向；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探索了小说的内部规律。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发挥过作用、而且对后世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本在详细分析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现代作家作品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对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在批判的层面，应揭示出梁启超对“中体西用”思想背景的突破与超越。在倡导的层面，追溯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可以认定，梁启超是早在五四前就大力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的先驱之一。在反思的层面，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反科学，反而表明了他对科学的科学态度；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保守与落伍，反而是他思想超前的体现。     

主体的召唤与实现——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新探

梁启超认为,传统文化对小说的歧视导致其创作主体沦为华士商贾,整体品位不高。而要实现“新民”,就必须吸引新兴知识分子投身政治小说创作,利用小说的通俗性、感染力来传播启蒙思想。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与科举制的废除为此提供了现实条件,促成文学格局从以诗文为主向以小说为主的演变。     

“新民”与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具有浓烈的功利主义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梁氏的小说理论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其"新民"之文化启蒙的需要。梁氏赋予小说以强大的功能,以之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而非小说文体本有的属性。同时,梁氏小说理论之功利主义,也与其身处过渡时代、有意误读日本政治小说和实施特定的表述策略相关。     

梁启超重塑国民精神的实践与新小说

梁启超提出以“新民”为核心的新理念,强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国家生存及发展的重要作用,期望引进欧美、日本的思想文化来激发民族文化中积极进取的成分,尤其推崇现代政治理想和科学精神。他积极倡导的“新小说”承载了国人欲改变落后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渴求,考察其“新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藏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时代精神的特质等丰富信息,展现了勇气和求新精神,突破了传统文学的陈旧内涵,创造了文学的新世界。     

论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影响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小说创作有多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是：使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促成其投身于小说创作;消极影响是：使《新中国未来记》中途辍笔。从梁启超开始创作小说到最后放弃所写的小说,康有为在其中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创新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提倡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他从文学的艺术本质和特征出发给小说进行了文体定位,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以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从而使小说真正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体,奠定了现代文学文体分类的格局.     

论梁启超对封建科举教育的批判

本文阐述了梁启超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他关于变革科举的建议与措施、及对守旧势力拼死捍卫科举的原因的分析。梁启超，科举制度，批判     

梁启超的德育理论

梁启超认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德育在现代化内在结构体系中居首要地位。“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德育的目的在“新民”。“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德育应贯彻“利群主义”原则。现代文化“都是从咱由批评’产生出来”,德育应以“自主主义”为方针。“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德育应以“响导”国民为基本方法。     

论梁启超的新民学说

梁启超提出和阐发的新民学说，推动了清末民初的维新改革和国民性改造思潮的高涨，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的新民学说论述了什么叫新民，为什么要新民，以及怎样新民?其中怎样新民，是其新民思想理论的精髓。本文从道德论、民权论、自由观、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合群思想、新文化思想等九个方面予以归纳，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     

梁启超的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论是梁启超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梁启超主张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政治文明包含政治合法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法制化等内容。同时，梁启超强调政治文明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国的国民素质相符合。     

梁启超两党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坛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政党政治时期,系统阐述两党政治思想并具体实践最力者,当属梁启超.然而,从当时的选举制度、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要求、民众的认同心理以及政党的特点和政治大环境看,中国都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起码条件,梁氏的两党政治根本不可能实现.     

梁启超政制改革理论述要

梁启超以"三世六别"论证政制改革的必然趋向,援引"政体本于国情"之说,阐述政改途径的多样性。进而提出,中国政制改革应以"变官制"为要,走"拾级而升"的渐进性变革之路;政制改革须与社会经济、政局、舆论、国际政治协调运作;而"开民智"、"伸民权"乃实现政制近代化的根本保证。     

审美与功利的纠葛———梁启超“文体革命”的文学之思

依据文学的本质理论, 对近代文学的“文体革命”所涉及的内在矛盾、文学与启蒙的“吊诡”以及审美迷思, 进行重新的美学检视和文学反思。其中, 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新小说”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对于近代“文体革命”的经验是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的。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他的不少文章著作及演讲稿中,围绕趣味、情感、崇高三个关键词展开论述,形成了人生、审美、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启蒙主义美学家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关怀。     

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

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过渡与衔接的轨迹和方向。他的涵盖了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类体的作品，尤其是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个性化特点的优秀代表作，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史学成就，由此为中国现代传记的确立提供了范式；而他的传记理论融合中外，以其学理上的正确性和知识形态上的系统性，有助于伟记理论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的确立。     

"梁启超式"的西学输入

梁启超接受西学的三个阶段为维新运动时期、流亡日本及海外时期、一战旅欧时期。梁启超利用近代报刊传播西学影响最大时期还是在日本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时期。这一时期,他一方面提升了报刊的水平,一方面对西学的了解更为深入。梁启超利用近代报刊传播西学对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一生中前期传播西学,晚年对西学进行反思,立足点都在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建设,力图使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不断自我更新,能够迎接近代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