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公众知情权任重道远

安徽阜阳，一个手足口病让国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无辜地离去，实在让人心痛不已。而四川汶川大地震更让国人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全国上下共同抗震救灾，演绎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泪飞顿作倾盆雨之际，想到这么大级别的地震为什么没有预报？或又是莫名其妙的保持稳定的思想在作怪？由于地震，手足口病的事就处于次要地位，甚至被大多数人淡忘了。但是人命关天，笔者不得不在灾难发生时刻再提知情权问题。     

“宝马撞人案”与公众知情权

莎士比亚曾说：“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如果公众对于事件没有充分的知情权，而公众又迫切想了解事件的内幕，那么剩下的唯一渠道就是靠推测、猜疑和臆度了。这也就是为何“大道消息不畅，小道消息必然兴风作浪”的原因所在。在“宝马撞人案”中之所以谣言四起，主要原因还在于公众知情权的缺失。而造成公众知情权缺失的首要原     

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

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不再是国家机密，应及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我国在扩大公众知情权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一步.“知情权”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世界上非常流行的概念，这不仅由于许多国家的人权受到重视，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要解决棘手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大众的配合.公众不知情，政府不可能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公民知情权的多少关系到政府执政的成败，也是政府同人民关系是否密切与和谐的标志.认识这一点，对于新闻媒体和新闻发言人尤其重要。     

公众知情权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满足与限制

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因素有很多,突发公共事件就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个。政府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如果稍有偏颇,则可能在民众中出现对政府巨大的信任危机,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2006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标志着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逐渐走向理性、成熟。[第一段]     

新闻媒体能否满足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一词愈来愈多的出现在新闻及法律的学术论文及专著中，论及重要性，专家及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知情权是民主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新闻方面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中，专家、学者、新闻界同仁们认为，大众媒体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最重要的手段，媒体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应该把满足公众知情权奉为己任作为追求。著名专家喻国明教授还认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从“喉舌论”到“知情权保障”。     

公众知情权实现的传媒保障

2008年,震动全国的三鹿婴幼儿问题奶粉事件被公告天下.这距首次报道问题奶粉已有半年多之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媒体在舆论监督、社会预警方面是缺位的,至少不够称职.尽管在三鹿奶粉的问题被曝光后,媒体迅速地跟进,探寻发生问题的根源,告知公众事件处置的最新进展,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但由于此时距问题奶粉被发现已过去半年多,媒体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信息告知的,面对这一公共事件,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媒体仍然不够尽责.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危机事件传播中“组织传媒”不作为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组织传媒"是现代组织与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外部社会联系的桥梁、枢纽与窗口,它的失聪、失察与失职,不仅破坏自身形象,而且甚至危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让公众目睹了"组织传媒"不作为的恶果."组织媒体"形式上虽则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单位独占,但它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却具有部分公共属性,这就要求其在履行组织内部职责的同时,务必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培育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品格.     

网络传播对公众知情权的推进

知情权是近几年传播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予以关注。尤其是随着公共舆论在网络中的凸起和一次次“网络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所引起的波澜,为我们进一步审视网络对知情权的推动提供了更好的观察视角。本文从公众知情权的角度入手,着重从网络传播的快捷有力、低门槛、隐匿性等特点来探讨其对知情权的推进作用、     

论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的关系

《论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的关系》一文,以政府、新闻传媒、公众围绕信息公开传播形成的特定关系为切入点,对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和系统分析,并对灾难性事件中如何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新闻传媒为轴心的信息发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阐述了灾难性事件中信息发布的原则和方法。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公信力与公众知情权

政府公信力与公众知情权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造成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的原因主要是公众知情权未得到满足、＂官本位＂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媒体话语权缺失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媒体、公众三方需要共同努力,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阳光政府＂、完善突发事件发布机制,媒体要迅速准确传播信息,把握舆论导向,公众则要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图书馆读者知情权及其保障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需要在信息中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因而对信息的需求更为迫切,这样就使得知情权的实现变得十分重要。目前,作为图书馆读者基本权益的知情权观念还未普及,而且还存在很多不利于实现读者知情权的因素。如何从法制建设的层面最大限度地保障读者的知情权,缓解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确保图书馆的运作更具理性、更具透明度和更负责任,这些都成为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     

传媒监督的法律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颁布了四部宪法。它们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权威性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主要特征。宪法的权威是动态的宪法．它将宪法纸上的权利化为现实的权利．对于权利应用于政治实践至关重要。新闻舆论监督作为宪法的衍生权利,需要通过宪法对于其所涉及权利予以保障,方可良性运转。由此可见,宪法权威对于新闻舆论监督实施效果至关重要。     

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喻国明近日在《人民日根》撰文提出:在突发公共危机中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提出了12个方面的研究课题,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颇有启迪。文章如下:     

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一、大众传媒与公民知情权知情权（the rightto know）这个术语,最早由曾经担任美联社主编的肯特·库伯（Kent Cooper）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哈罗尔德·克洛斯曾于1951年在隶属于美国新闻编辑者协会的信息自由委员会中担任法律顾问,随着他所著《国民知情权——进入公共纪录及审议过程的法律权利》一书的出版,知情权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     

从三鹿事件看公共危机中知情权的媒体保障

作为社会公器,大众传媒应成为国家和社会日常航行中的瞭望者,必须对船上所有的公众负责。大众传媒决不能因为现实存在的困难而在保障公众知情权方面陷入无为的境地,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尤其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来临时,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保障公众知情权方面责无旁贷。     

从危机事件报道看传媒的预警责任

2008年,中国相继经历了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事件。在这些非常时刻,媒体以前瞻、快速、准确和人性化的报道,为社会和受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情支持。然而,对这些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媒体也有踯躅不前、处置失当之处。经过2008年的洗礼,媒体更应深刻认识在危机事件中自身所应承担的重要预警责任。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学界对大众传媒的认知历来存在分歧。例如有人认为大众传媒缔造了一种不需要通过面对面对话，就能感知“我们”集体性的公众。也有人认为，传媒产生的主要是“假象公众”和“即逝公众”。前者以各种“迷”最具代表性，如“歌迷”、“影迷”、“球迷”等；后者关心的事件虽有一定的严肃性，可是缺乏稳定性。     

拒绝“躲猫猫”，维护公众知情权

“躲猫猫”等网络新闻事件的出现,在反映公众捍卫、实现知情权的自觉意识与迫切要求的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传统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的缺失与无奈。在现有社会形态与新闻语境下,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媒体应将实现、捍卫公众知情权作为一种自觉意识与职责要求,以独立的思辨力与人格深入挖掘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