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书局的选择管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出版变迁

本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期现代书局的出版选择进行分析,发现三十年代整个文学出版具有从青睐左倾文学到推崇纯文学的变化动向。这种转向是当时的文化政策作用于文学出版发行的结果,与三十年代书局的投机性亦有很大关系。     

论史诗性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创作内涵

史诗性中国现代作家自传创作是一个富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她把对传主的刻画与时代的叙述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本文从现代传记理论、中国传统传记理论及当时的整个文学思潮三个角度,来阐释史诗性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创作内涵。     

新文化英雄的自传写作——考察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的一个视角

一批现代作家纷纷在前半生开始撰写自传,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自传写作热。他们的自传冲动与他们在新旧文化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新文化英雄"地位密切相关。自传既是他们对过往人生历程、思想、经验和文化业绩的总结,更是对他们的"新文化英雄"地位的一种确认,也是他们努力建构的新文化历史话语的一部分。从他们的自传中不难发现他们的文化英雄心态。     

“禁区”与“误区”——台湾的“三十年代作家论”

解严之前,因着两岸特殊的对峙与隔绝限制,1930年代作家作品在台湾不仅长期列入被遮蔽的禁区,无法自由接触和阅读,连带着也使相关的介绍与研究陷入被扭曲的误区,蒙上一层政治色彩而无法拨云见日,还原本来面目。这是两岸敌对状态下的一个乱象,也是双方文化发展的一大损失。虽然禁书与误读已然成为国共斗争历史过程中逐渐远去的记忆,但它也已深刻地成为文学史不能抹煞的一页。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以台湾三十年代作家为名出版的多部著作为切入点,彰显这些作者对三十年代作家的研究动机、写作立场,并分析三十年代作家在台湾特殊的政治气氛、文艺政策下被误读的原因、被误读的策略,从而体认到,正因为误解的伤害与重重障碍,才更显示出理解的必要与难能可贵。     

论三十年代几部喜剧电影中的城市形象

本文以三十年代中期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喜剧电影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展现的城市生活和由此构成的喜剧性情节进行分析,指出影片编导者在对待城市时矛盾的立场,并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中对其做出评价。     

三十年代新文学成就辉煌的作家原因探析

３０年代的文学大师们关注社会和人生，运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和深厚积累，以严谨的态度创作了一批经典之作，使３０年代成为新文学最辉煌的时期。     

现代出版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人地位的形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具备了"现代"的品格,其中最为凸显于学术界的,是出版界开始把商业化运作与强调读者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也更加重信守诺和注重责任意识。饶有趣味的是,不论是整个知识界,还是波及整个社会,对出版的这一特性都开始有所认知,这种出版与学人之间的相互"体认",不仅更加完备了出版本身的现代素养,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出版在学人学术道路以及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出版业也借此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论沈从文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文学模式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或明或隐的文学创作模式,即便是以文体家著称的沈从文也不例外。探究作家的文学模式,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走近作家,而且在创作方式上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三十年代是沈从文作品逐步走向成熟的时代,因此对这时期的作品进行探讨,就显得极为关键和重要。本文拟从主题、情节设置、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对沈从文这时期的乡土小说文学模式进行探讨。     

自传的现代转型探析

在中国古代,＂传＂和＂记＂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门类,现代意义上的自传并不存在。自传的出现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1898年之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发生,现代个人遭遇到了传统共同体的崩塌。为了重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共同体建制,从而稳固个体的身份认同,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自传所蕴藏的变革力量,他们纷纷在新的知识框架内对中国自传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意在重塑＂新民＂的理想人格,完成了自传的现代转型。     

论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反抒情倾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卞之琳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这一阶段卞之琳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反抒情倾向。这种反抒情倾向并非摒弃诗歌的抒情功能,而是通过理性和艺术法则的规约使情感获得更为冷静克制的处理,其典型的写作策略包括冷色调意象的组织和戏剧化手法的运用。从艺术成就来看,卞之琳三十年代诗歌的反抒情倾向构成了对中国新诗抒情主义传统的反思和补充,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艺术新质,但也存在情感同质化和淡漠化的固有缺陷。     

社会多棱镜:中国现代自传的多维度透视

20世纪上半期,中国自传出现了繁盛局面,作品不仅数量庞大,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自传者身份复杂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除了作家、学者外,在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商人、学生等群体中都形成了自传写作的风气,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多元的人生选择与社会图景.     

近三十年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

近三十年来,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曾发生过多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激变,他们隐性出场并开始发言.时至80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显现出了其精英立场.90年代,他们首先表现出大众化与狂欢立场;其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重新定位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90年代末,知识分子出现了精英立场与自由立场的分野.新世纪以来,身为作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种种困难,大部分作家表现出沉默与失语的状态.     

论70与80年代作家及其代表群体写作的异同

80后作家承袭70年代作家而崛起,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写作群体相互叠交又风格迥异。论文通过论述两个群体的代表作家成长背景的不同,分析了他们在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理想、爱情、家庭等理解感知与行为方式上的异同,并由此推及挖掘了两代作家所代表的各自社会群体的生存心理的不同。     

三十年代文学与人性面面观

三十年代初的一场民族灾难使中国文人不得不暂时将“人的文学”大旗搁置一边 ,投入到抗战文学的洪流中去 ,文学中的曾经张扬的“人性”也随之走向低潮。在这一时期里 ,梁实秋朱光潜等理论家依然在人文主义的花园里默默耕耘 ,承传并发展了“五四”的人文主义文学理论。梁实秋的二元人性论是对周作人人性论的继承和扬弃 ,朱光潜则以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在创作上 ,人性问题的发展体现为深化与分化的双重嬗变。京派与海派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鲜的人文文化风格 :前者着眼于回忆中的乡村 ,后者致力于现实中的都市。沈从文为喧嚣的文坛提供了一个诗意宁静的“湘西世界” ,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自然人性的光辉     

三十年代贺州矿业发展特点浅析

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大力开发矿产资源.贺州因具有资源丰富,产品质量好,距香港市场近等优势,深得桂系青睐。不仅官府投巨资开矿,办电设厂,而且提供种种优惠条件,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鼓励民间开矿.结果,三十年代,无论官办矿业的规模、机采公司数量,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产品产量和质量,还是民营矿点数量等,贺州矿区都居广西前列.     

上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的文化构成

上世纪30年代四川作家的异军突起，以独特的风格在文坛的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着重从作家的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环境和主要活动区域等方面探悉成就四川作家的成因。     

现代自我的诉求:中国现代自传发展述要(1919-1937)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特别是自传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个体解放、自我表现的欲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代自传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尤其在1930年代前后达到高潮。此期自传的面貌和品格发生的显著变化,代表着中国自传的渐趋成熟,也体现了现代中国人自我意识的鲜明特征与时代的变迁。现代自传的这一勃兴,构成了中国自传史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景观。     

论大家庭出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积极影响

本文从思想性格、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等方面阐述了大家庭出身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积极影响。笔者认为，大家庭痛苦的生命体验为现代作家准备了生活与情感的积累，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其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由于特殊的生命与情感体验，他们对封建大家庭的解体情有独钟，中国现代家庭叙事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及其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成就与大家庭出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的批评体例

《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是苏雪林现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在批评体例上呈现出作家论与文体批评交织的方法。全书以作家论为经,文体批评为纬,经纬交织,构建批评体例。苏雪林创建的批评体例为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有益借鉴,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代作家与天津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胡适、郁达夫、曹禺、徐志摩、石萍梅、靳以等人与天津文化与文学界有过各种联系 ,许多史料散见于旧时报刊和其他资料 ,有些史实鲜为人知 ,经过搜集查考、论析整理 ,披露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