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下)

二 (一) 教材与今、古文经之争 汉代学校中的教材主要是儒家典籍,在这些教材的讲授中又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在武帝时期,儒学经过董仲舒的加工,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 今文经是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汉武帝设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为了更紧密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今文经学派着重发挥经文的所谓“微言大义”,以巩固封建的“大一统”为中心主张。汉王朝特别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董仲舒、公孙弘都是以《公羊春秋》起家的。今文经学夹杂着大量的迷信成份,带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白虎观会议与今古文经学之争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对年）,章帝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学讨论会,即著名的白虎观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及任务,是为了讨论“五经同异,”“使诸德共正经义”。参加会议的有五官中即将魏应、诗中浮于恭、广平王刘羡及名儒丁鸿、楼里、成封、桓郁、班因、贾造等。章帝称制临决,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了《白虎议奏》,从而以官方的名义确立了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至此,始于西汉中后期、延续东汉前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逐渐平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汉代“经时济世”的两大思想学说,虽然它们都以儒学为宗,但书写文…     

魏源《诗古微》臆说

魏源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清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在经学方面，他著有《诗古徽》和《书古徽》。《诗古微》和《书古微》都以“古徽’为名，表明他对《诗经》和《书经》阐发的是古代今文经学家的微言大义．《诗古徽》是为了发挥西汉齐（辅固）、鲁（申公）、乾（韩婴）三家对于《诗经》的古义，而对于汉毛公《毛诗）和后汉卫宏《毛诗序》、马融《毛诗博》、郑玄《毛诗笺）有所訾议。《书古微》是为了阐发西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的古义，而批驳马融、郑玄古文经学“凿空无师傅”的“肥说”。两书的目的，都是为探讨西汉今文经师的师承与…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背景及动机

西汉哀帝之世,刘歆与太常博士争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此掀起了一场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历来争讼纷纭,了解其性质的关键是对其兴起的背景和动机的深入理解。     

《毛诗序》通释新解

《毛诗序》通释新解刘忠惠关于《诗经》的传授，在汉代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诗说。前三家诗说属于今文经学，并立干学官。唯赵人毛苌所传的诗属于古文经学，未干得立学官。汉代以后，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毛诗》。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云：齐、鲁、韩三家诗说...     

道光至光绪年间《诗经》古文经学发展概论

《诗经》的经学研究经历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而古文经学自身的自我否定、学术的衰落所打下的烙印,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诗经》的经学研究具有明显可寻的发展路径和描述节点,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古文经学的没落轨迹,从整体上探索《诗经》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许慎《说文解字》对东汉经学的贡献

在东汉中期以前,今文经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捍卫古文经学。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来探求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本义,其实可靠,信而有证。     

试谈河间献王对古文经学的贡献

西汉初年，各诸侯国承先秦养士之风，广纳宾客，形成了几个较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河间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河间献王刘德好学自修，表彰古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献王广开献书之路，并补撰《周官》，立《毛诗》、《左传》博士，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许慎《说天解字》对后世经学的贡献

《说文解字》捍卫了古文经学,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了一部权威的治经工具书的同时。也成为后世解经之作的永久楷模。     

论《左传》与韩、柳的古文笔法

中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及学术的转折期,中国古代学术进入所谓的近世化阶段。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左传》学发生了转向,其经学意义不断被消解,文学性却日益受到文人举子们的青睐。汉唐经学体系中,经学家们囿于经义,对《左传》的文学性更多地持批判态度。而韩愈、柳宗元二人在学术理念上挣脱了汉唐经学的牢笼,在文学观念上又经过了魏晋、盛唐文学的洗礼,他们开始抛开所谓的经义,接受《左传》的文理。当然,韩、柳二人对《左传》文学性的认识并不体现在古文理论的创建上,而是表现在古文创作的笔法上。韩、柳二人的古文创作从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了《左传》由经学到文学的转向。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魏源与今文经学

在中国经学史上,今文经学长期以来为古文经学所压倒,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常州学者庄存与重新提倡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方复兴于世.此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发扬今文经学“借经议政”的治学特点,将今文经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为今文经学的繁荣做出了较大贡献.     

杜预左传学“例”说

对于《左传》"例"的研究构成了杜预左传学中的重要内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中提出了"三体五例"及"五十凡皆周公旧法"的说法,在经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左传》的地位一跃超过今文经公羊、穀梁学派。从经学发展的角度看,杜预定"例"的学术实践源自古文经学的治学传统,其《春秋释例》显示了他对前代学术成果的继承;从西晋的政治现实出发,提高左传学的地位不但抬升了古文学派影响力,更满足了司马氏的政治需要,杜预运用其学说保证了司马氏政权的合法性并维护了其稳定,实现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康有为的经学及其教育思想

利用经学,尤其是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理论,培养维新人材,这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特色之一。兹文拟对该问题试作探讨,以期求教读者。 一、《教学通义》中的教育思想 清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宋学”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高居庙堂;“汉学”(尤指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则风行于民间学术界。 梁启超曾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应为《教学通义》。笔者注),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经今古文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古文经学尊《周礼》,崇周公;今文经学则尊《公羊》,崇孔子。康有为早期的学术思想恰恰反映了前者。     

《类篇》古文形体合于《说文解字》篆籀考——兼论宋代“古文”观

《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收录500多个古文,开启字书传抄古文的先河。《类篇》为宋代官修字书,继承《说文解字》的传抄古文传统,收录古文900多个。我们通过对比这两本字书中所收录的"古文",比较汉代古文和宋代古文内涵和外延,从而构建宋代古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