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

当下中国已经处于风险社会。在一些环境风险议题中,出现了民众的感知风险高于技术风险的现象。本研究以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理论出发点,以山东民众反对建设荣成石岛湾核电站和乳山红石顶核电站事件为案例,探讨在中国语境下环境风险放大过程中的公众认知与舆论特征。通过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发现环境风险主要经由信息过程、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等三重机制的影响而得到放大。具体而言,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专家和意见领袖的意见争夺决定了风险的信息过程。利益相关方的暗箱操作、信息控制和社会团体缺失等制度结构因素,导致民众对信息缺乏信任而进行"对抗性解读"。另外,民众接收信息时的愤怒情绪及对风险项目的 "污名化"过程,也促进了风险放大。     

试论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以宁波PX事件的媒介风险感知为例

本文以宁波PX事件为例,在风险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下,探究媒介在环境风险语境下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问题.本文发现,大众媒介对于环境敏感期的风险感知,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这与西方“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假设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对PX项目的风险感知甚为敏感,且有放大感知取向;而传统媒体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环境风险的感知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特征.公众对政府启动PX项目持有戒意,对政府的承诺表示怀疑,对政府的粗暴干预表现激烈的情绪.风险的化解端赖于风险沟通,而平等双向的沟通则是化解风险的前提.在中国风险场域中,媒介介于风险管理者和公众之间,扮演风险沟通的重要角色.     

西方媒体与风险研究综述

在风险社会,媒体是风险信息沟通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媒体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它通过传播风险信号、污名化、涟漪效应等,强化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媒体传播和放大社会风险,还关乎新闻的选择和叙述方式上的建构逻辑。除了纸媒、电视外,研究媒体与风险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科幻小说、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介。     

重大突发事件中风险的社会缩减机制及风险沟通策略——基于随县等地洪灾预警的对比分析

公众的风险认知严重低于技术风险的情况被称为风险的社会缩减,这会导致公众防备行为的不足与灾害损失的放大。本研究以“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为框架,对比分析随县等地洪灾预警信息沟通过程中风险的社会缩减机制及规避策略。分析发现,风险管理机构、政府与具体职能部门、普通民众和媒体等是造成风险缩减的主要站点,其中,精英主义的风险沟通机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机制、习惯性阻拦机制、正面报道机制等是造成风险缩减的主要机制。在此类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中,风险沟通的目标就是去弱化,其手段主要包括：从常人视角建构风险预警信息、强化政府和具体职能部门的避险动员责任及充分发挥非正式人际网络的风险沟通作用等。     

风险网络：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与社会风险的生成

身处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除了亲身经历外，更多地是源于媒介提示的风险图景。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是风险的中介化，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但伴随着深度媒介化，风险的社会放大这种线性传递观具有明显的解释局限性。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增多以及行动者网络异质性的提高，媒介在呈现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在生成风险。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新媒体时代媒介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层面如何传递风险信息，而在于如何减少因为媒介化传播产生的“次生风险”。行动者网络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当下社会风险的本质，即作为网络的风险是多元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兼具不确定性和动态生成性的非线性存在。     

竞技、对抗与化解：社交媒体风险事件沟通机制研究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社交媒体作为公众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传播风险信息和影响公众对风险事件感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高速转型期社会风险聚集的关键空间,尤其是社交机器人等技术广泛应用到新闻信息生产和扩散环节后,社交网络舆论空间越发复杂。通过以“风险竞技场”为理论框架,结合社交媒体“人机共存”的生态特征,探讨风险传播过程中普通大众、官方媒体、自媒体、相关机构、政府部门在风险话语争夺和风险情景建构中如何进行社会资源动员影响决策结果。基于“人机”多元传播主体、“块茎式”叙事形态、“洞穴式”情绪共振、封闭反馈机制四个环节提出社交媒体风险沟通的负面机理。政府部门应该从争取公众信任、构建多维沟通渠道、多元协同共商、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维度出发完善社交媒体中的风险沟通机制,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共创融洽稳定的风险沟通场域。     

由风险感知到集体行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社交媒体的摇摆使用与作用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倡导的集体防疫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交媒体作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在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的风险沟通研究多集中探讨个体层面的媒体使用、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缺乏对社会层面的观照;且多将社交媒体笼统考量,难以提出足够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有鉴于此,论文通过细分社交媒体、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类型,构建了“心理动机-媒体使用-风险感知-防疫行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间公众社交媒体摇摆使用行为及其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个体与社会层面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监测、社交、回避等动机会促使公众摇摆使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可直接影响或间接通过风险感知推动个体采取自我保护行为,并且配合集体防疫行动;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仅可直接作用于集体防疫行动。另外,社会规范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使用对集体防疫行动的作用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数据开放的感知责任风险及规制研究

政府数据开放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作为一项复杂任务给政府信息管理实践带来了挑战,诸多风险因素限制了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执行数据开放的公职人员主观视角识别感知责任风险,揭示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以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机制,提出风险规制策略,对于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提升政府数据管理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访谈22位相关人员获取研究数据;通过编码确定主要类别,进一步揭示感知责任风险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数据开放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因素主要有三类：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权力被问责风险;公职人员对责任风险存在认知偏差,放大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严重性;公职人员同时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和规避责任的动机,反映出对公共利益负责和对组织利益负责不一致的现象。建议：对公职人员感知责任风险的规制不仅要提高数据开放的可操作性,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权责制度,采取沟通手段减少主观风险感知的影响。图情领域应从专业视角积极参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和机制研究,助力推动全社会的信息开放和共享。图1。表2。参考文献37。     

新形势下传统风险传播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利益关系人”对切身利益受损更为敏感,“内卷”环境更易产生“愤怒因素”并导致“风险社会放大”,传播迟缓和不当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更大的社会风险。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风险传播模式面临重大挑战,一方面,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政府相关部门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控制”与“引导”能力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模式不仅容易导致传播失效,还会激起民间舆论反弹,降低大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了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可能面临的各类社会风险,相关政府部门应尊重“利益关系人”的主体地位,第一时间公开发布风险信息,通过与“利益关系人”开展对话达成共识,从而更好地化解风险。     

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下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

在社交媒体时代,风险信息传播的传播过程发生了极大改变,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愈发强烈。本研究以2015年11月震惊全球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对该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进行全面、精确的量化分析,研究事件发生后信息传播的动态网络结构。最终结果表明,事件中的风险感知网络是基于关键行动者的动态网络结构,关键行动者掌握重要信息源,中介行动者在风险信息扩散过程中充当意见领袖,使得风险信息在传播中被放大,能更快的传播至普通行动者。     

动之以“情”：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

随着媒介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互动,人类的情感感知与体验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丰富,情感效应在媒介化社会中愈加放大。社会互动中情感传播主体趋向多元,风险社会下国际公众的情感感知强化,媒介环境为国家间情感互动赋能,情感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效能凸显。由此,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成为可能。实现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需要立足情感认同,以“同伴”立场突破“自说自话”;升级情感资源,以需求定位开展内容供给侧改革;强化情感联结,以国民叙事促进民心相通;统合情感旨归,以人类共同理念实现情感共振。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兼论疫情严重程度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危机为例,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研究公众的风险感知、风险传播行为的特点,以及疫情严重程度对上述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风险信息、疫情严重程度主要通过风险感知对公众的风险传播行为起作用,风险感知是该模型中多个因素对传播行为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变量;(2)疫情严重程度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传播行为的调节作用部分被证实: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域的公众对风险感知和参与风险传播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且主要存在于疫情较严重和疫情最严重地域的公众之间。     

政治逻辑、风险逻辑与媒介逻辑：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机制研究

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交织中产生的命题。本研究将媒介化理论纳入风险治理视野，将媒介视为治理体系内的核心构成，阐释了媒介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对象所承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立足于媒介化、风险与治理的关系，从政治逻辑、风险逻辑、媒介逻辑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探讨了风险媒介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种逻辑的互动作用结果决定了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导向、现实规限、资源配置与建构机制。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实质上为其内蕴逻辑间的博弈提供了调适空间，任何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都要求在三种逻辑之间寻找交汇点，形成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治理机制。     

基于媒介传播视角的公众风险感知研究

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也生活在媒介社会。媒介传播从媒介渠道类型、媒介信任、媒介内容框架三方面影响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官方媒介与非官方媒介使不同背景的公众风险感知产生差异。较高的媒介总体信任度则可以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媒介呈现风险事件时正负性内容框架使风险感知呈现差异化结果。媒介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以情绪、知识两变量为中介。因此,在应对风险事件时,媒介应维护品牌信任度,结合自身属性与细分受众发布有效内容,稳定社会情绪。     

风险的社会放大：考辨、批评与重构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创立至今已30余年，大量研究者借助这一框架开展了风险传播的实证研究。然而，学界对SARF的理解意见不一，SARF自身又存在诸多尚未明晰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者对究竟何为放大的对象缺乏统一认识；二是研究者对于如何判别风险放大认识模糊；三是SARF一方面批评风险的技术概念及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又将技术专家的风险评估作为判断社会反应是否适当的基准，导致逻辑上艰涩难解；四是研究者对风险传播的社会过程的深义理解不够。相关研究的质量因此受限。论文在对SARF的原始文献进行仔细考证和分析后，就放大的对象、判别风险放大的表征、专家风险评估的地位等问题进行阐释，对SARF未曾言明的问题予以廓清和补足。最后，向上溯源，回到SARF产生的理论和现实背景，诠释框架本身及相关研究面临困境的原因，以期推动后继研究的改进和深化。     

新冠疫情风险感知的媒介效应及其中介变量研究——以效能感为多重中介

面对突发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举国上下都展现了强大的疫情防控行动力和社会凝聚力.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N=707)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探究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在新冠疫情风险感知媒介效应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媒介使用显著负向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集体效能显著负向影响风险感知;媒介使用通过自我效能与集体效能的中介链作用显著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研究通过探讨媒介使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及效能感的中介变量作用,对公共危机事件下媒介舆论引导方式提出思考.     

网络谣言“放大”健康风险的信息机制

网络谣言常常伴随健康危机和风险事件而生.网络谣言容易产生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导致健康风险被人为地放大.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是指“相对小的风险有时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社会影响.甚至经由‘涟漪效应’的作用,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①由放大驱动的影响常常不再局限于直接的受害者范围、最初的地域空间甚至历史空间范围,这种风险波及现象就是“涟漪效应”.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看来,存在许多风险放大机制,包括信息机制、社会站机制、反应机制等.网络谣言是一种放大健康风险的信息机制,给健康风险沟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本研究主要以H7N9谣言为例,分析网络谣言如何通过戏剧化(叙事结构和象征含义)和重复的信息手段而放大健康风险,甚至造成风险传播的涟漪效应.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与风险治理研究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演变不仅体现在媒体对危机报道所产生的认知风险,而且也体现在智媒时代的个体赋权使得危机信息的风险传播进一步强化,从而恶化舆论引导环境上。危机信息报道形成“脱域”下的风险传递,而危机传播的信息演变充塞着公众的情绪传递与对抗焦虑。因此,政府需要做好信息识别,科学把握舆情趋势;公众需要做好风险认知,提前研判心理情绪,建立舆情风险与信息风险的双重识别机制;媒体需要强化信息倾向报道,放大正向报道效应以实现风险社会的科学治理。     

主流媒介议程建构下的风险景观——以《人民日报》(2000-2014)的暴恐报道为例

"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媒介是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也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形塑公众风险感知、推进社会风险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和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5年来关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主流媒介如何报道暴恐事件以及建构暴恐风险景观。     

新媒体环境中的风险传播——基于风险社会视域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逐渐步入风险社会,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我们在风险传播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特点,公众利用新媒体平台参与到风险传播之中,新媒体对风险的放大与呈现,新媒体推进了协商民主的进程等等,使得我们对新媒体环境中的风险传播有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