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领域中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探究

民意与刑事司法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现阶段民意与司法互动关系进展,阻碍了刑事司法价值的完全发挥。本文在简述刑事司法中民意的定义、特征基础上,对民意与刑事民法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及现阶段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重点对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策略做以具体研究。     

浅谈刑事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公众对社会刑事案件的看法更多的得以表达,这种民意的表达是刑事司法大众化的体现与契机,但是司法界又存在着将刑事司法职业化的呼声。本文以药家鑫案中民意对刑事判决的左右为契机,探讨了刑事司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问题。     

略论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急于取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符合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不是“无诉而审”，而是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不是对诉权的侵夺而是对诉权的监护，合国情，顺民意，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度和司法效率。我们应以审判行为瑕疵为标准，区分生效裁判“客观上错误”与“法律上错误”来确定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的范围。     

论民意介入司法审判的成因与出路

在我国司法权威缺失的背景下,民意影响司法审判的情况时有发生。民意涉足司法审判与法治奉行的司法独立原则相矛盾。通过分析现实背景下民意肆意的原因,提出了汹涌民意下司法审判必须坚持公开、独立及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策略。     

论司法与民意之互动关系

司法违背民意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一大难题,构建和谐的司法与民意关系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要命题,从学理层面应缩小法律和民意＂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间的差距,从观念层面应淡化门户之见,避免法条主义,同时,还要创新民意进入司法的机制。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对刑事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灵魂.该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实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但是,在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文章拟从诉讼程序上对司法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策,以期对刑事司法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与贯彻实施方面有所裨益.     

民意与司法论析——许霆案的法理思考

民意在其监督司法过程中干涉司法,司法程序价值要求其独立于民意,两者会发生冲突。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民意具有个人主观性,认识上非理性和社会差异性,其对司法也有消极影响。正确看待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避免许霆案重演。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传统的证明标准有法律真实说和客观真实说。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就采用法律真实说。通过对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和西方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的分析,从中吸取了西方先进合理的证明标准,将它与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相结合,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明标准——确信无疑。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是最早与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合作的西方国家,但由于赖昌星案件的负面影响,双边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发展速度迟缓。目前,在两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有关引渡、移管判刑人以及犯罪资产分享等内容均没有任何涉及。因此,两国应当借鉴西方其他国家与我国签订相关协议的经验,加快上述三项内容的协商并签订条约,以完善中加两国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司法有效运作与网络主流民意吸收的制度逻辑

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有效吸收网络主流民意已成为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的理性选择。有效吸收网络主流民意是现代司法有效运作的内在要求、司法理性生成的保障和司法机关抗拒其他权力机关不当干预的制度屏障。然而,司法运作如何吸收网络主流民意却存在法律价值和社会事实间的冲突与矛盾。采取陪审制这种传统的公众司法参与方式在网络环境下已经难以有效解决如何有效吸收主流民意这一难题,因此,司法运作进程中的网络主流民意吸收机制需要采取科学化的制度逻辑构造,通过构建司法参与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运作机制、法意与网络主流民意的理性博弈机制及网络主流民意有序进入司法运作中的机制,才能在司法运作过程中有效认知和判断网络主流民意,最终实现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新途径,不仅有利于有效化解矛盾,提高犯罪预防效果,还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法律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实践基础。在此就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一考证,以期对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有所帮助。     

刑事和解的基本原则探究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刑事和解的试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广泛的关注与思考.本文借鉴西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对构建我国刑事和解的原则提出粗浅的看法和初步建议.     

刑事司法令状主义问题研究

随着对公民权利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刑事司法令状主义以制约司法警察的超强权力。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是司法权和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的具体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令状主义,因此,确立刑事司法令状主义,完善司法控制和程序控制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的现实问题。     

论量刑过程中应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量刑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重要阶段,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量刑公正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刑事正义的最集中的体现,对于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量刑公正取决于多种因素：在个案量刑过程中应注意坚持量刑的均衡化,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认真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主题;审慎判断和对待民意,提升量刑活动的公信力。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吸纳民意。吸纳民意应该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即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吸纳民意，通过增强立法的透明度表达民意，而不是由公众或媒体直接给予司法压力。     

司法公正的民意之维

司法公正是司法主观性和司法客观性相一致的状态。司法民意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性维度被提出来,成为司法制度确保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司法民意在司法过程中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其影响司法亦有限度。协商民主理论在司法系统中的具体运用和司法协商机制的构建为获取真实而理性的司法民意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和程序安排。在司法系统中设计一个由司法公开制度、司法协商制度和民意保障制度等具体制度构成的司法民意形成机制,以实现对司法民意的合理收集和有效整合,最终达成共识性民意,指引法官做出公正裁决。     

民意与司法——司法改革的一种法理学透视

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正视民意与司法的矛盾冲突之社会现象。面对民意对司法专业化提出的挑战,固然可以采用司法民主化的方案来应对,但根本则要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革来化解。可以说,司法中的民意构成了推动司法改革向前迈进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