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政策

抗战之初,国民党以抗战作为国统区文化政策的主旋律,放松了对新闻图书出版的管制,给文艺界、新闻界等以宽松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抗战统一战线,推进了抗日战争活动的开展;但至抗战中后期,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策略上的调整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使得国民党高层人士产生危机意识,因此,这种危机意识导致其文化政策的变异。于是,各种进步力量则为了维护权益而与国民党展开一系列斗争。     

抗战时期国统区农业生产力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和技能低下,耕地大量荒芜和面积不断缩小,以及农具的十分落后与短缺,表明了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导致国统区农业生产力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性土地制度的束缚、国民党发展农业政策措施的失效、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国统区农业生产力的危机,造成了两个最为直接的严重后果:农民生活的不断恶化和国民政府的垮台加速。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通邮问题述略

依照战时的一般法则,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应当停止通邮,并加以严密封锁。但在二十世纪的在,却出现了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仍保持通邮的奇特现象。双方邮政能维持动作与双方各有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根据地农民土地状况趋向之比较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极力维护地生主阶级利益,加重对农民的盘剥,致使国统区农民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土地问题更加严重,最终使国民党因失去广大农民的支持而惨败。中国共产党则根据关键需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团结了农村的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又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最终取得了农村这块辽阔的阵地,为取得革命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新县制的推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抗战而推行新县制。广东当局承此政令,在其所辖的国统区全面进行这项工作。当时广东的新县制工作重在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其强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视了乡村建设事业。这种倾斜性政策的实施,使基层行政事业无法齐头并进,既达不到建设乡村的效果,也无法为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抗战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赈济救灾工作的评述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各级政府对鄂西后方的灾民和战争难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济工作。这些救济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但对减轻灾民的痛苦，稳定后方的社会秩序，增强抗战力量，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决“师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师资力量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师荒”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界“师荒”问题的表现与危害以及国民政府为解决“师荒”问题采取的措施作初步探析，以求有助于抗战时期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为当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职业教育特色研究

文章从纯学术的角度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后方的职业教育发展特色.在战争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国统区职业教育,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在办学目标上,优先为抗战服务;在办学体制上,政府、企事业、社会共建职业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实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办学思路上,与国统区大后方地方建设相结合,发展特色职业教育.     

发展中大国致粮价上涨论是无稽之谈

国家主席胡锦涛8日在日本札幌出席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发展中五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时说：“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际上出现所谓‘发展中大国责任论’,把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全球粮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采取综合措施．才能维护世界粮食安全。”（7月8日《新华网》）。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的转变探析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基于加强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的目的,奉行严格限制和镇压民众运动政策。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民众爱国热潮再次涌现之时,国民党政府对民众运动态度也由原先的限制镇压向放开和支持方向转变。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捐款献金收支管理与奖励办法

抗战爆发后,各地民众积极响应政府“有钱出钱”的号召,纷纷捐款献金。国民政府为统一管理和鼓励民众捐款献金,制定了相关捐款献金收支与奖励办法,这对于当时的抗战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之的分析研究,旨在揭示这种金融管理办法对当时抗战的重要意义和我们今天可借鉴的所在。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校在武当山区活动述略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在武当山周府庵前后存在了五年时间，共培养了四千余名抗日将士，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国民党党务活动述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机构急速增加,但组织趋于涣散;党员人数迅速膨胀,但党员对党更加淡漠;党部经费大都来自政府拨款,经费不足,许多活动难以开展。在党政关系中,不仅实现不了党对政府的指导、监督,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影响到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种局面的出现,源于国民党中央地方党务设计的失策。但从根本上说,是国民党的主义、政纲、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相冲突,它没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只能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其主张。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抗战时期羌族地区的人类学研究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空前繁荣。其中,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成为该时期人类学西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中外知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纷纷深入羌族地区,从事实地考察,完成了数量可观且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本文在阐述抗战时期这种特殊的时代与学术背景的基础上,梳理了该时期四川羌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并分析了抗战胜利后该地区人类学研究的继承与延展。     

浅析战后国民政府对伪币的处理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利用其扶植的汉奸政权发行大量伪币。抗战胜利后,面对收复区内伪币肆虐泛滥的局面,国民政府为维持其有效的统治,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发展经济,及时处理了伪币问题。然由于其措施存在种种不当之处,结果造成伪币处理上的失败。     

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它不仅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民众意识的提升 :社会风气空前开化 ,科教意识有了明显增强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空前强化。民众意识的进步和向近代化迈进 ,为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金融立法浅论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为构筑国家垄断金融体制展开了相当规模的金融立法活动。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致使该时期的金融立法呈现出垄断性、特权性、渗透性、适时性等特征。该时期的金融立法既有其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又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与立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