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彝族一类模式教学述评

四川省彝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有两种形式，称为“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一类模式是把汉语文作为一门主科开设，其余各门学科均用彝语文教学。二类模式是把彝语作为一门主科开设，其余各门学科均用汉语文教学。介于人们对这种一类模式教学是非利弊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从这种模式的产生、现状、教育功效、与现代化及整个彝语文事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叙述和讨论，直面一些尖锐问题，肯定这种模式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藏族、彝族大学生价值观的跨文化研究

该研究运用价值观量表,对西南民族大学的彝族和藏族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表明了彝族大学生和藏族大学生的价值观排位有差异;在“现实社会志向型”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现实社会志向型”;同性别的民族比较中,在“灵活多样型”上,藏族和彝族的价值取向呈现显著差异。     

论＂摩史＂在彝族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彝文古籍《摩史苏》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

“摩史”、“布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民间信仰的表达主体,三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摩史”在彝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摩史”与“布摩（毕摩）”一起构成的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曾经是彝族文化传承的有机而高效的模式,逐步恢复这种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是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过程中一种值得探索的选择。     

彝族的诗学

本文探讨“彝族诗文论”的创作特点,特别是“三段式”的创作方法,它是彝族诗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回环重叠,章段复沓目的在于点明主旨,大量烘云为了托月。这是彝族诗歌创作表述的模式。也是《诗经·国风》创作模式的活化石。     

威宁彝族“果”支系的竹编行业内婚制度

贵州威宁县的彝族“果”支系以传统编篾手艺为其文化特征区别于其他彝族支系,并由此构筑了与支系内婚互为依托的竹编行业内婚婚姻模式,该婚姻模式下狭小的婚姻圈使“果”成为彝族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凉山彝族的“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以社会学法学的视角

社会学法学把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主要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代表的“行动中的法”为依据在运作。“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程序公正;依彝族习惯法调解,以“搁得平”为原则;“一审终审”,效率高,易执行;彝族当事人自愿付调解费等。作为学者应该重视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原创智慧和本土资源。在弄清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基础上,去思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与传统解决模式的衔接;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的构建等。     

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

“当代彝族汉诗”是中国当代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当代彝文诗歌”共同汇成了“当代彝族诗歌。”“当代彝族汉诗”起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壮大，现在正逐步走向辉煌。本文试从转述、融合、重生三个方面来对之加以论述。     

不同活动类型对彝族大学生心境变化影响的研究

采用心境量表(BFS)对255个彝族大学生活动前后的心境变化进行了调查,旨在探讨不同活动类型对彝族大学生心境影响的效果.结论显示:身体活动对彝族大学生的心境变化具有一定的效果;锻炼类型活动对彝族大学生心境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竞技类型活动获胜结果对彝族大学生负性心境具有积极的影响;参加竞技类型活动失利的结果对彝族男女大学生心境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特征.     

红河县彝族乐作舞生态学研究

红河县彝族乐作舞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舞蹈艺术，它集中体现了彝族生态背景、生产体验、生活场景。文章从“源”“圆”“元”“原”四个维度对红河县彝族乐作舞反映的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探其历史文化意蕴，求其创新发展之路。文化不可脱离生境而发展，因而对红河县彝族乐作舞所处生境的保护也是对其文化传承与保护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文章通过“入境”研究和“造境”传播两种途径切入，对促进红河县彝族乐作舞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     

试祈彝族尔比的功能

族“尔比”与格言、谚语基本相似，但是其适用范围比格言与谚语大得多。“尔比”是彝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与积累起来的人生哲理，它凝聚着彝族人民的智慧与才能。“尔比”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在实际生活中，自觉用“尔比”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彝族人民的一个共同的习惯。     

彝族服饰文化论略

本文认为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的载体和彝族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彝族服饰的“族徽”功能、社会交往中的非言语功能进行了阐述，探讨了彝族服饰与彝族民间文化的关系，揭示了彝族服饰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新时期云南彝族小说的艺术缺憾

本文以新时期云南彝族文学为背景,以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理论为特殊视角,深度探讨了新时期云南彝族小说创作的艺术缺憾,认为彝族作家的创作风格大多还在“李乔模式”上徘徊,国内外著名的大家尚未出现,摹仿情结、游戏情结和考古学思维情结是彝族作家创作中的三大障碍,彝族作家只有在观念、形式、美学风格上取得质的突破,才能有所超越,再造辉煌。     

应有的放矢地加强和改革“两课”教学

在高校长期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大都有这样的体会：现在的大学生难教，现在的“两课”更难讲．因为，在“两课”课堂上，公开做其他课作业或者阅读课外书籍的学生，已屡见不鲜：课上伏案大睡，雷打不动的学生，也间或有之；如果老师不点名，就无故旷课的学生，也小在少数。甚至，有的学生对“两课”教材也另眼相看。他们根据实用与否对所有教材进行分类，一类是“有用”的，另一类是“无用”的。而“两课”教材常被打入后一类。只有在听学术报告或考研辅导班占座时，才被派上用场。……．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校大学生对“两课”有逆反…     

论当代甘孜彝族婚姻制度的演变

解放前甘孜州彝族实行“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解放后随着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彝族人民思想觉悟、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变了旧的婚姻观念，婚姻自由，民族平等进步文明的婚姻习惯正在形成。“包办买卖婚姻，彝族不与外族通婚”等落后的婚姻制度将逐步消亡。     

从大渡河流域彝族地名看古代彝族先民的迁徙路线

“贡嘎山”彝语称为“俄定尔曲勃”,意为“雪地螺白山”;“安顺场”彝语称为“仅莫木”,意为“仅莫家人的居住处”。“大渡河”彝语称为“德薄亦莫”,意为德薄河。这些彝族地名和河名的形成均早于现代彝族迁居当地之前,为彝族古地名和河名。从贡嘎山、安顺场和大渡河这些彝族古地名的存在可看出：大渡河流域曾是古代彝族先民迁徙的重要线路之一。     

民族类中学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队伍存在问题及归因分析——以G藏族自治州为例

G藏族自治州民族类中学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队伍跨专业任教现象比较普遍,且部分教师不具备藏汉双语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州民族类中学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学功能的良好发挥,这种状况归因于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教育的结构缺失造成了功能萎缩。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完善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职前教育、继续教育的结构,充分发挥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教育功能,是改善G州民族类中学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教师队伍现状的根本出路。     

族名与人名

课本第109页:“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玄宗云南王的封号。”接受封号的不可能是南诏,而应是某一人物即皮罗阁,应将“曾接受”前加“其首领”一类的话。族名与人名$山东省蒙阴一中@宋炳福     

工学结合——高职大专生提前进行入职培训的关键举措

《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是“提前进行企业人职培训体系”及“与企业进行多种方式的互动和沟通”。调查中，企业对已经招聘的大学生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1.93％。在企业看来，大学生需要提高的地方有“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心理素质”、“品德”。工学结合，就是提前对大学生进行人职培训，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心理素质”、“品德”，这样，企业既能招到满意的大学生，学校又能提高大专生的就业率。所以，工学结合，构建高职大专生人职培训的人才培养模式，对高职教育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对颜色认知的影响

以语言普遍论和语言相对论争论的三大问题为线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颜色认知进行研究,旨在考察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否会导致颜色认知的不同。结果显示,彝族、白族、纳西族和汉族大学生对11 个基本颜色词的分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蓝”、“绿”词汇混用的纳西族对蓝、绿的辨识显著地比汉族困难; 彝族、白族、纳西和汉族大学生对黑、白颜色的认知结果与其黑、白文化相一致。研究表明,语言和文化对颜色认知具有重要影 响,支持语言相对论。     

基于结构模式的写作过程指导例说——兼谈对作文模式的思考

中学议论文写作的关键环节是“起草”，其过程指导应以“引议联结”一类的典型模式作思维工具，通过“情境任务”“分解步骤”“问题驱动”的路径先“入格”，再求“升格”“变格”直至“破格”。结构模式作为一种形式化工具，能快速引导学生入门，免除其探索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