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传统下的个体记忆与小说诗学——论宗璞《野葫芦引》

宗璞《野葫芦引》为探讨作家在文学记忆与历史细节的缝隙间如何经个人文学小传统而浸润出深厚而别致的审美底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例。从文学传统的内在融合来看,《南渡记》《东藏记》在女性视角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摹上显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作家对于战争的书写与关于历史的看法也将《西征记》里对世态人情的表现作了更为细致的审视。而已经完成的三卷本小说文本中对“野”这一小说诗学的建构方式．则从文学范本选择与长篇小说文体自律性的关联中为趋向世情／虚构流向的史传诗学提出了切实的当下指向．     

《搜神记》“动物报恩”故事来源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故事类型。《搜神记》中的＂动物报恩＂故事直接来源于佛经＂动物报恩＂故事,又接受了本民族文化的合理改造。它的产生受到佛教观念、本土朴素道德标准和传统财富、爵位观念的共同影响。     

《搜神记》侠客形象论

《搜神记》在志怪的同时也在记侠,塑造了一批侠客的形象.《搜神记》在侠客形象的身份(社会的与性别的)、行侠主题和行侠处所等方面皆有一定的特色.《搜神记》中的侠客形象对于研究六朝志怪和后代的侠义小说有重要意义.     

浅析《搜神记》中的蛇形象

魏晋志怪小说以丰富多彩的神仙鬼怪以及神奇的传说异闻开中国小说之先河,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开端,影响深远。而《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以其众多的蛇类形象为我们展示了魏晋人对于时事、世态和人情的观念和对于生命、道德和伦理的深刻思考。《搜神记》中关于蛇形象的故事共有三十篇,其中蛇形象以本相出现的故事较多,以幻象出现的仅有五篇,但每篇都为后世小说中蛇形象描写开创了范式,具有典型意义。《搜神记》中的蛇形象描写具有丰富的时代特色,根据出现的频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阐释。     

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以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等为例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潮流,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的重要一环。在五四运动从高潮到落潮的这段时间,以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作家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以五四＂问题小说＂中的家长形象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家长形象进行了类型划分。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梳理和分析家长形象在五四＂问题小说＂中的独特作用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透过这一新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内涵和价值。     

《拾遗记》创作的史学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强烈的史学观念影响着上自史官下至小说家的创作与著述。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拾遗记》虽是汉魏六朝时期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但在其艺术审美特征上也表现出史学化的倾向。《拾遗记》的这种史学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史书式的结构体例、尚实的著录意识、以史为鉴的撰述目的和补正史遗阙的史料价值上。     

《娇红记》:小说与戏曲辨

元代宋梅洞的小说《娇红记》与明代孟称舜的戏曲传奇《娇红记》以其在各自领域取得的独特成就 ,赢得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二记不仅本事相同 ,在人物情节、诗词说白等方面也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这两种不同体裁《娇红记》的对比观照 ,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成就与不足 ,走出单一研究《娇红记》小说或戏曲不可避免陷入的误区 ,从而能够重新给小说、戏曲以合理的定位     

论《铸剑》和《鲜血梅花》中复仇者形象

鲁迅的小说作品《铸剑》和余华的小说作品《鲜血梅花》都是讲述＂血亲复仇＂的故事。两者所塑造出来的复仇者形象在血亲复仇模式、复仇者角色的定位、复仇启蒙者的作用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但作为当代作家的余华,在继承鲁迅创作思想的同时,也有创新和发展,《鲜血梅花》中的复仇者形象更加虚无。两个形象表现出的不同的内涵特质,背后隐藏的是创作主体的独特生命体验、不同的时代背景及地域文化环境。     

《九月寓言》：“代后记”与神话的寓言化

从“代后记”《融入野地》的独特文体与《九月寓言》的关系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有两个叙述目标。两个叙述目标在小说文本中的不相容性，将本应属于该小说的思想主人公形象排挤成了一篇亦小说亦散文的“代后记”，这就导致了它与小说的结构性变化--由小说的一部分变成对小说的一种解读。这一变化，一方面使小说的神话世界寓言化了，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说的神话性。     

《西洋记》“把”字句意义类型分析

明代罗懋登著的白话小说《西洋记》中＂把＂字句有1355例,其句法结构已经相当丰富,那么,这么丰富的＂把＂字句式能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呢？本文将《西洋记》中的＂把＂字句划分了五个意义类型,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洋记》成书时代是＂把＂字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双面伊人：万般皆“罪”——《搜神记·女化蚕》的女性悲剧意蕴

《搜神记·女化蚕》将一位“背信弃义”的女子如何化身为蚕,生生世世遭受蜕皮之苦、吐丝之累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作为“蚕神”的原型,故事的女主人公已成一道独特风景线,其形象以及命运背后可能已非全然一种纯粹的原始意象,有必要从历史文化、社会演进、风俗价值观等的视野背景下重新观照《搜神记·女化蚕》背后潜藏的诸多复杂的时代价值观演进的痕迹和意蕴。     

《狼图腾》中文化认同的人类学阐释

通过对小说《狼图腾》内在意蕴的分析,力图挖掘出在＂狼＂意象表征背后所蕴涵的以＂狼图腾＂为文化内核的草原游牧文化精神,从而揭示出在人类学视域下,小说《狼图腾》所彰显出的文化认同理念。     

宗璞“野葫芦”系列收官之作《北归记》出版

正"三十多年前,宗璞打开了一个‘野葫芦’的口子,引导着我们去探寻野葫芦里的秘密。"评论家贺绍俊所说的这个"野葫芦的口子",是宗璞先生的长篇小说系列"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伦大学教授孟樾一家南下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为主线,描摹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操守和对祖国民族的大爱。这个"野葫芦"里的秘密也随着该系列的第二、第三部《东藏记》《西征记》逐步显露。该系列的收官之作《北     

论宗璞小说的几大因素

宗璞(1928-)是现代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不沉的湖》、中篇《三生石》等、长篇小说《南渡记》、《野葫芦引》.宗璞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其中强烈的社会主义道德感、儒学思想、爱情与知识分子形象最让人印象深刻.     

试析艾芜《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

艾芜在小说集《南行记》中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东南亚画卷,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南行记》中,作者不仅将东南亚风光民情的描写与人物个性的刻画恰切地结合在一起,还生动地展现了西方殖民统治下东南亚地区的众生相。并且,作品中的东南亚世界还成为异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场域。对《南行记》中的东南亚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认和阐释该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愚人”的现实困境与当代价值——重读《尘埃落定》《雾月牛栏》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愚人"是一类特殊的形象,以其独特的、鲜明的文学人物在文学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愚人"小说的出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小说中"愚人"形象的嬗变也暗示着时代和观念的变迁。文章以《尘埃落定》《雾月牛栏》中"愚人"形象为研究中心,通过剖析"愚人"在社会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关注社会中的"边缘人",重新思考理性与人性。     

梅卓《神授·魔岭记》中的人与自然

《神授·魔岭记》是一部魔幻小说,以神魔、精灵、穿越等为题材。但是不同于西方魔幻小说,《神授·魔岭记》加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藏区的地方性知识、藏族人民的心理特质等,而这恰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故事的主线是阿旺罗罗带有魔幻色彩的英雄故事,暗线是史诗《格萨尔王传·魔岭大战》的情节线索。梅卓通过格萨尔王精神的延续者、神授艺人的代表阿旺罗罗的成长经历实现了与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远隔千年的对话。梅卓在小说中还展示了当代藏族人民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文主要通过泰勒《原始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来分析《神授·魔岭记》中的人与自然,展现梅卓的万物有灵、互为依存的自然观念,并对万物有灵思想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汉语大词典》疏漏商补——以《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为例

文章选取《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出现的＂不肯＂、＂分＂、＂不觉＂、＂念＂等四个词语在中古近代汉语中的某些特殊意义,订补了《汉语大词典》的释义和书证方面的疏漏,探讨了六朝小说《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词汇史方面的语料价值。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视角下的《紫色》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打破了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形式研究,强调＂文学性＂与＂陌生化＂,重新界定了形式,赋予其新的内涵。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视角对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书信体小说《紫色》进行分析,揭示出《紫色》这部小说的形式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意蕴。从语言和象征来看,《紫色》的语言交织着白人语言与黑人土语,作品中的紫颜色、裤子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从作品所采用的书信体叙述方式看,写信主体、收信人、写信时间等形式要素都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内涵。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看中西生死观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中,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分别运用＂死＂与＂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剧中的爱情主题。在如此迥异的表现方式背后,隐含的是中西方对于生死的不同观点———＂乐生＂与＂乐死＂;而以＂两希传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背景和儒家占主导的中国文化背景正是中西生死观差异的来源。此外,两部作品诞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分别赋予了这两部作品＂彰显人文精神＂以及＂反封建＂的独特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这种植根于不同文化的迥异的生死观念及其折射出的历史现实,成就了两部作品抒写爱情又超越爱情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