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汇览》中的法律适用研究

在成文法的背景下,法律是最直接的审判依据,在司法实践中,自应得到严格规范地适用。这是依法审判的基本要求。然而,严格适用法律并不意味着法律是束缚现实的框架。此外,成文法的固定性与保守性也造成其无法涵盖所有的社会问题,这是依法审判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研读《刑案汇览》这部清代刑部案例汇编,可以发现依法判决并不是单一、教条地适用法律,而是通过司法官员的努力,能够多层次、灵活地展现出依法判决的不同情况,进而解决现实问题。     

从清《刑案汇览》看法律层面的以儒摄佛

儒教血缘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注重等级秩序的世俗伦理——政治传统,需融摄佛教“出家”以求涅檠的出世宗教文化,这在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方面都有体现。剖析清《刑案汇览》和《大清律例》中的涉佛案例和相关法律规定,可见其法律制度有两方面的体现了以儒摄佛：一是对僧人更强化儒家伦理之实行。僧人同俗人一样要服从法中之“礼”,并要服从合于“礼”之精神的法中之“戒”;二是防范僧徒冲击儒家政治、社会秩序。为切断佛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联系,严防僧人传播“不经”思想,严防僧人结社。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环境犯罪生态修复性司法的适用研究——以桂林市司法实践为例

环境犯罪中,司法机关多以相对保守的传统司法观念进行审判,并不能有效惩罚和制止犯罪。为充分发挥司法工作救济受损环境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司法机关应当及时转变司法理念,在环境犯罪中广泛适用生态修复理念,健全磋商机制,拓展公众参与,并推进以行为责任为主体的生态修复性司法改革。     

清代州县司法过程及问题——以吏役行为为中心

司法活动是州县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吏役是这一职能的主要行使者。州县司法过程包括接收呈词、查勘与缉拿和词讼审理诸环节,捕盗关系和规费收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司法过程和审判结果,官箴文献、档案实录等史料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这点。司法过程所暴露出的局限和诸多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根源于清代基层政治、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犯罪被害人经济救济的新思维--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视角

在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区等各方参与司法过程,尊重各方的权利,充分发挥各方的作用。首先,可以让犯罪被害人倾诉感受,找到平衡,以求抚平创伤,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具体帮助。其次,有利于犯罪者深刻认识犯罪性质及后果,明确罪责,便于其内心的平衡与真正服罪,利于其悔过自新。再次,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在发生刑事案件时,可以有更多的人出来制止和抵抗犯罪,有更多的人来帮助受害人和犯罪者,从而减少和预防新的犯罪和重新犯罪的发生。     

论道教对士人的影响——以元代道教史籍为中心

道教对士人阶层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士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士人受道教的熏染,拜师学道、归隐山林以及道教对士人文学风貌的熏染等方面。寄情宫观、赞咏山水、缅怀先圣、祖师、高道,是道教影响下士人文学的两大主题,酬赠友人、慨叹人生,为元代道教史籍中士人文学的普遍倾向。     

《文苑英华》判文中的唐代官吏经济犯罪和司法犯罪

唐代法律严惩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罪行,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苑英华>所载唐代判文便有数篇关于官吏经济犯罪和司法犯罪的作品,可以看出唐代严于治吏,法网严密,有效制约各级官吏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唐代初期的吏治比较清明,与此有着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保障了整个唐王朝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     

“魏晋风度”与礼教衰微——以士人娱乐活动为考察中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特殊的转型时期, “魏晋风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士人风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人习尚与风气.魏晋士人有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礼教冲突,一方面,魏晋士人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礼教伦理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本质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士人在焦虑、恐惧、悲哀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生道路的拷问.在礼教衰微和玄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这种内心的剧烈冲突在魏晋士人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了更明显、更具体的表现.     

清代回疆法律适用的调适——以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的考析为视角

清朝政府在对回疆进行司法治理时,既运用了国家法,又有条件地保留和吸收了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当地民间法,使二者在适用的过程中找到契合点。这种在法律适用方面所做的调适,使得上述两种法律体系在调整回疆的各种社会关系时具有互补性。     

论内在正义、外在正义及正义自省在当今社会的缺失

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包括内在正义、外在正义及正义自省,三者不可或缺其一。外在正义要求外在环境和机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体;内在正义要求考虑个体的原初条件并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正义自省是较高层次,是社会及个人对正义自知、自明所形成的自觉程度。内在正义、外在正义及正义自省在当今我国社会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宽严相济:司法机关在群体性事件引发犯罪处理中的定位与选择

为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提倡之必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群体性事件引发犯罪之适用必需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层面。     

关于高中生考试教育的思考——基于高考公正信念的实验研究

基于内在公正信念和终极公正信念的研究视角,对高考这一重要生活事件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发现:1)个体存在用高考公正信念应对高考公正威胁,在承认其维护心理健康作用的同时,应关注高中生的高考公正信念异化表现;2)实际参加高考可以导致高考去魅化,其实质是高中生把学习狭窄等同应考本身后导致的学习公正信念损伤;3)高考公正感与高考内在公正信念之间存在非线性的V型关系,公正感的强度而非正负感受更能预测个体公正信念,高中生悬置对高考公正的感受和体验会损伤高考公正信念,进而损伤学习公正信念,并带来后继学习内在动力的不足。     

略论晚清教案的分期及其特点

鸦片战争后，教案的发展可分四个时期：即有限传教期，全面传教和教案高发期，民教冲突总爆发期和民教温和渗透期，其发展轨迹呈抛物线，每个时期都育各自的特点。     

清末审判制度改革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晚清政府从制定审判依据、独立审判机关和引进新的审判原则入手进行了审判制度改革。尽管改革并不成熟且存在诸多弊端,但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诸法合体的混乱局面,确立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地住,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审判制度建设提供了蓝本,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盗窃“数额较大”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盗窃行为不予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具有一定情形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论胁迫类行为的犯罪化

人有意思决定自由和身体活动自由。胁迫类行为是侵害意志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因此,胁迫类行为有受到刑法规范调整的必要。然而,我国刑法只是列举性地规定了以胁迫类行为进行的犯罪,现实中还有大量的严重胁迫类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     

防治职务犯罪的理性思考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探讨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提出其预防和惩治措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基于“寻租”理论和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研究职务犯罪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或建议：应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提高破案率,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