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汉水流域文化

楚辞源于汉水文化。楚族起源于汉水流域,楚辞受到汉水流域“楚声”、“楚歌”和《诗经.二南》的影响。屈原的祖先发迹于汉水上游,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和神往之地。他有着浓郁的汉水文化情结。他通过汉水流域吸收北方文化,其政治生命的跌宕起伏、文学激情和人生历程等,都和汉水流域息息相关,甚至楚辞的地域范围和屈原生命的终结都在江北汉水流域,而不是江南洞庭、湘水。     

“楚辞”实为“楚”之“赋”辨——“楚辞”辨名之一

楚辞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与语词的搭配和使用习惯有关。楚辞之辞乃文辞之意,汉代既已习用如屈原赋等语词,而楚之名与单个作家名在概念上不能并列,则楚赋之称殊为不类,此舍楚赋而取楚辞之由也。楚辞,亦即楚之赋,实为以楚声及屈原为特定指向的多位作家赋作之类称;而《楚辞》,则是一种特殊的屈原集。楚辞之名的出现,不会早于汉初。《屈原列传》好辞而以赋见称之辞,仍指文辞,断非楚辞之省称,亦非所谓与赋并列之文体。     

论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

谢无量先生楚辞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楚辞新论》一书中。该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和新见，是把《楚辞》作为古老的南方文学的代表，把它放在古代南方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同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相区别进行研究，进而在屈原生平思想、楚辞篇目、《离骚》新释、楚辞学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见解，发前人之所东发。尽管其论述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但谢先生筚路蓝缕，勇于开拓新路、敢于破旧立新、大胆冲击陈说的精神，仍是十分可贵的。其以南方文学观为核心的诸多新见与发明。毕竟使人耳目一新，对后来从楚文化角度研究屈原与楚辞之思潮及楚辞文化学的兴起，无疑有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还有对“屈原否定论”的首难之功，也不可抹煞。因此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在楚辞学史以及20世纪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从屈赋外来词看先秦中国的域外文化因子

文章从屈赋中的外来词着手,分析这些外来词的来源,借以证明至迟在屈原时代,域外文化对屈原、楚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就有过明显的影响。其影响的源头,既有西亚巴比伦文化,也有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因此,在屈原时代,透过屈赋,可确知来自域外的巴比伦、希腊、印度的神话和文化因子,已经进入了屈原的知识视野并被写进屈原的楚辞中。     

试论屈赋之域外文化背景－－从苏雪林先生的楚辞研究说起

本文认为,对于苏雪林先生的“楚辞域外文化论”,我们应扬弃其具体的甚至总体的结论。而取其研究思想的合理内核。通过对出土实物的分析,笔者发现,古希腊罗马人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竟与楚国人十分相近！而且整个“南方丝绸之路”上各地域、各民族人民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都非常相似！事实证明,比之中原文化,楚文化多了一道域外文化背景,这对于楚辞和楚艺术文化的研究,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与楚辞研究

潘啸龙教授是著名的楚辞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男 ,汉族 ,194 5年 11月生 ,上海龙华人。 196 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现为该校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并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职。潘啸龙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勤奋耕耘 ,成绩斐然 ,尤以屈原和楚辞研究最为突出 ,享誉学界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九歌六论》、《天问的渊源及艺术》、《离骚的抒情结构与意象表现》、《屈原评论的历史审视》等 6 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 (其中多篇被全文翻译介绍到国外 ) ,已出版的专著有《屈原与楚文化》、《楚汉文学综论》、《楚辞注评》、《屈原与楚辞研究》等 7部 ,参编《楚辞评论资料选》、《中华艺术文化辞典》等著作多部 ,获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及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多次 ,并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本刊特刊发潘啸龙教授这篇谈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 ,以飨读者。此文曾收黄中模、王雍刚主编的《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 2 0 0 0年 12月版 ) ,本刊采用时征得作者同意并经作者修     

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六论(续)

从典籍史料、出土文物、尤其是不断发掘的郭店楚墓竹简等考察研究表明:中原文化对楚文化影响深广而悠久,这在楚夏同源、北人南下的文化传播、楚地出土文物与中原文化、楚人与中原儒家经典的情结、楚与中原的制度文化及方言现象、楚与中原文化的龙图腾及其文化习俗等六方面最为明显,由此可以证明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楚文化的代表《楚辞》确有诸多之影响.     

中原文化影响楚文化六论

从典籍史料、出土文物、尤其是不断发掘的郭店楚墓竹简等考察研究表明:中原文化对楚文化影响深广而悠久,这在楚夏同源、北人南下的文化传播、楚地出土文物与中原文化、楚人与中原儒家经典的情结、楚与中原的制度文化及方言现象、楚与中原文化的龙图腾及其习俗等六方面最为明显,由此可以证明中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楚文化的代表《楚辞》确有诸多之影响.     

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文学史上第一部骚体类文章的总集与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就是以屈原为主写作的《楚辞》。《楚辞》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得较为浓厚,在《楚辞》中有大量的楚地方言声韵、文学样式以及风土物产等。自《楚辞》面世以来便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学者对《楚辞》进行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以及楚辞研究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楚辞学"。基于此,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旨在进一步明确屈原及其《楚辞》的研究价值,并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综述。     

“楚辞”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

文化也有自己的“封疆”和“壁垒”，作为相对独立发展的楚文化代表的“楚辞”，在情调、思致、表现色彩和审美取向上，带有南方楚民族的鲜明特征。本文探讨了何以“楚辞”的传播始于汉代，而其衰落也恰恰是在汉代的原因。运用“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原理，分析了屈原对楚文化传统既有批判、摒弃，又有继承、发展的进步立场，以及屈原诗作与时代先驱者所相通的精神气质，批评了某些学者否定屈原思想进步性的意见。     

2000年楚辞国际学术讨论会成果综述

2 0 0 0年 8月在北京召开了楚辞国际学术讨论会 ,学者们围绕楚辞与中国文学及文化、楚辞学史、楚辞与历史文物、屈原研究、宋玉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辞选注》平议

金开诚是当代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其专著《屈原辞研究》或选择文献内证,立足楚辞文本,对屈原生平研究有所突破;或围绕作品难点,通过制作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对《九歌》解读作出重大贡献;而对《天问》错简、《离骚》结构的探索,还有待深化。《楚辞选注》平和中肯,通俗谨严,是颇受欢迎的楚辞读本。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骚体赋应为骚体诗——为骚体赋正名

1 在中国文学史上,辞赋向来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本来,辞是辞,赋是赋,这二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辞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诗,而赋,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特产,是指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先秦时代是没有辞这一概念的,把屈原等的作品称作楚辞那已是汉代的事了。先秦虽有赋的概念,但那与指文体的赋却有很大的距离。《左传》、《国语》等典籍多有“赋”字,但都用作动词,它们或指诵读前人的作品,如     

论古代楚辞文化阐释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局限

在古代楚辞文化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揭示/掩匿”的二元性倾向.从文化分类学的角度.可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划归为不同的文化范型.因此以中原文化的价值判断阐释楚文化,必然会产生上述的二元性倾向.它表现为意象与运作、行为与结果、还原与掩匿等一系列自相冲突的矛盾现象.这种二元性倾向是造成楚辞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破译,楚辞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解释的真正原因.正确的古代楚辞文化阐释思维路向应是:阐释者放弃与阐释对象相异的文化立场.返回到诞生楚辞诗风的楚地域文化的视角.并根据史料提供的线索逐一揭示阐释对象的本来面目.     

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

今本《楚辞》以传释经的编纂体例是刘安定下的,屈原作品为经,述骚作品为传。在儒家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汉初期,楚人刘氏建立的汉朝对楚文化的优秀代表屈骚十分推崇。即使在提倡尊儒的汉武帝时期,"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也为屈原作品提供了称经的文化空间。随着楚文化与各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汉朝政府无需再以楚文化自我标榜,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屈原作品称经的真相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试论屈原的道家思想及其文化渊源——兼论其一段学术史

从《楚辞》相关作品中可以看出屈原有着浓厚的道家思想,而这一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楚人的文化传承。上世纪初相继有学者论及屈原道家思想和楚文化的关系,但是学术传承不明。梳理这段学术史,有助于把握屈原的道家思想,深化对其思想的认识,同时对于《楚辞》中一些是否为屈原作品的认识也有着积极的考辨意义。     

试论屈原作品的艺术独创性

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伟人，他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开辟了文学创作的新纪元，使楚辞成为了“一代之文学”。由于诗人有着伟岸的人格、高亢的激情和得天独厚的艺术才力，所以他用生命谱写出来的诗篇，是他人格的最鲜明、最直接、最完美的表现，他的诗歌形成了富有创作个性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填补《风》《骚》系统比较研究空白之力作——评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在后世文学以及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泽被后世,后代文学作品溯流别,几乎都要归结于此。《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以黄河流域中原文化为母体,是北方文学的卓异代表,蕴藏丰富的思想与艺术精华,堪称艺术宝库。它包罗万象,通过文学的形式折射、涵盖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各个方面的景象,为后世建构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世界。《诗经》犹如一块活化石,具有无穷的潜层发掘能力。《楚辞》是以屈原个人为主体而创作的新体诗集,诞生于长江流域南楚文化,实为南方文学的优秀范本,其抒发悲恸抑郁之感可谓深沉真挚,其艺术表现可谓淋漓尽致。《诗经》《楚辞》奠定的“风骚”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典范作用。     

比较文化诗学视域中的“楚辞”传统

《诗经》和《楚辞》自古合称“风骚”,实则开创了两大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诗》着重于现实,是儒家诗教的工具;屈辞则重幻想,是作家主体情志的充分体现。比较而知,《楚辞》形成的文学传统实则超越了《诗经》的大雅、正声传统。无论是在创作方法,还是在文学语言,或者是意象营构等方面对后世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都要超越《诗经》。尤其是在当前传统文化式微、西方各种学术流派占据话语强势的时代,重新认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