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辑佚学研究（1950—1998）

1950-1985年，辑佚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把佚学视为一种专门知识和献现象进行泛化叙介和个案研究。这一时期可分为革前17年（1950-1966）和革后9年（1977-1985）两个阶段。1986年后的十余年，一批中青年学已经成为辑佚学研究的主力，他们以强烈的理性思维来审视辑佚学及其研究，并努力构建辑佚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使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梁启超在辑佚学理论方面的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国学大师,他在文献学理论创新上取得巨大成就,在辑佚学上主要讨论了辑佚产生原因、辑佚起源、辑佚的界定、辑佚的取材、鉴定辑佚书优劣标准、辑佚的价值等理论问题,开启了辑佚理论研究的先河,奠定了辑佚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散曲学史（一）

散曲，一种被历史遗忘了的诗体和学问，在“五四”白话诗文运动的召唤下突然苏醒，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世纪末已蔚为一门与诗词和戏曲相平行的独立学科。描写散曲学几起几落的盛衰消长印迹，记录那些曾在这一倍受冷落的边缘地带辛苦耕耘的学者，采集品味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反思本学科的局限与不足，预测未来的发展走向，为新世纪有志修习此道者提供一个坚实的作业平台，已是世纪之交刻不容缓的学术期待。     

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述论

20世纪以前的<周礼>学研究在文字解诂、音义注疏、文献辨伪、有关名物制度的考证及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整理与评判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诸多微观研究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由于理论视野狭窄,研究方法缺乏创新,该阶段的<周礼>学研究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关于<周礼>一书的真伪、作者和著作时代等基本问题长期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关问题的可信度,同时也使得该书的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同时,由于缺乏对该书主体思想等一系列问题作宏观的理论分析,制约着<周礼>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

２０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等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成为２０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 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有拓宽研究领域,出现为的鲜明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名辩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这种研究连同它所引发的中国古代逻辑性质和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大讨论，将对新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新楚辞学建立的过程考察

２０世纪新楚辞学的建构是从解构传统楚辞学甚至是解构屈原开始的,廖季平、胡适率先提出屈原否定论,此观点遭到陆侃如、谢无量等人的有力驳斥。稍后,梁启超发表了《屈原研究》之讲演,使新楚辞学的建立有了轮廓。此后,游国恩写成了《楚辞概论》这部新楚辞学的奠基之作,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推进了新楚辞学的研究。     

20世纪神话研究综述(上)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革”结束为分界点，经历了萌芽，建构，低迷，繁荣四个阶段。资料搜集由1920－1930年代的“整理国故”逐渐转向田间作业，建国后，形成搜集民间神话的高潮；在翻译介绍西方理论资料方面，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简单的混合介绍到“文革”结束后分门别类的全面展开。中国神话学研究从理论到个体形象，从症状学特征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神话史学等方面的取得重大成果。港台神话研究1950年代突起，有“乾嘉”遗我，成绩斐然；国外的神话研究以日本，苏联为代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他各国的研究者在传播中国神话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章黄学派与20世纪的《说文》学

章黄学派取得了超迈前代的历史性成就，它于《说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地进行了《说文》的语源研究和字族系联，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继承发展了乾嘉学派的“以古音求古义”的原则。     

20世纪神话研究综述(下)

三、研究成就(一)神话理论涉及神话理论首先碰到的问题便是有关神话的定义和范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7]对神话这一概念作了基本的界定。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神话的定义得到了肯定即“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都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本身”。[8]从文艺学角度给神话所下的定义,不适合于阶级社会产生的神话,为此,袁…     

中国传统文化对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巨大,它深深地渗透于中国文人的血液中,以致无论现代作家的创作主题和心理怎样变化,其作品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格的关系,以及史传传统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悲剧性"审美范式被20世纪中国文学偏狭化的接受为"社会悲剧",成为"五四"和"新时期"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不仅充分实现了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旧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偏狭化"接受,特别是其极端发展的"英雄性"范式,遮蔽了"悲剧性"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从整体上弱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组特殊群体：有家族文化的支撑者和践行者,严格按照封建文化标准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有家族文化的破坏者和出走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瓦解家族的力量,促成家族逐渐走向衰亡;还有忍受封建礼教折磨欺凌,在男权至上的伦理制度宰割下走向毁灭的牺牲者形象。她们的悲剧展示了传统文化禁锢下女性的生存困境,批判旧家族文化的罪恶,预示着封建家族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     

20世纪元诗研究概说

元诗研究不是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但 2 0世纪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元诗研究是很有成就的 ,元诗的价值和特点正日益被认识 ,元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肯定。回顾一下 2 0世纪学者们对元诗成就评价的前后变化 ,对元诗基本特点的认识 ,对元诗发展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 ,从社会政治及文学学术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寻找元诗研究冷与热的原因 ,对于今后的元诗研究 ,应能提供一定的借鉴     

20世纪国外学习最优化研究概观

文章对20世纪学习最优化思想的涵义、主要观点与做法，以及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教训与启示等作了较为概括性的论述，对新世纪开展学习最优化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出土文献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趑趄不前 ,有它深刻的学术史内部原因。这就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缺乏通过内部更新来求取进步。在中国历史上 ,取用新材料以使学术得以更新和发展 ,是一个带有规律的现象。在王国维归纳的二十世纪五类新发现中 ,除内阁档案外 ,殷虚甲骨、敦煌文献、汉晋木简与中国境内之外族遗文都可归属于出土文献之列。二十世纪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学者 ,全都既注意出土文献 ,又对传统文献有精深的研究。出土文献及其研究在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进展中 ,尤其是学术个案的解决方面 ,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们是提倡重视出土文献 ,并不是说主张放松在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的理论探索。文献与理论两者不可偏废 ,但文献是基础 ,尤其就目前情况而言 ,文献研究更应当走在前面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建构

母语既是承载特定文明形态的符号意义体系,又是划分不同文明形态的标志。作为世界上现今流行的“八大“语系之一的汉语言母语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健生命力。20世纪中国文学以“语言“的革新为肇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话语。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历史性“解构“状况下也处于不断“重构“的努力中并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建构过程:从20年代胡适、周作人等人倡扬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到40—70年代“毛(毛泽东)文体“对母语文学的革命性再造,至世纪末人们在理论话语和创作实践层面对文学母语的重构。由20世纪中国文学母语化进程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学如要在“全球化“中坚守“民族性“则必须发扬光大汉语言母语的诗性特征,使“语言“再度成为人的“诗意栖居“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