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

文学史上第一部骚体类文章的总集与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就是以屈原为主写作的《楚辞》。《楚辞》中的地方色彩表现得较为浓厚,在《楚辞》中有大量的楚地方言声韵、文学样式以及风土物产等。自《楚辞》面世以来便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从古至今有无数的学者对《楚辞》进行了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以及楚辞研究史已经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被称之为"楚辞学"。基于此,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分期及近三十年来的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旨在进一步明确屈原及其《楚辞》的研究价值,并对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进行综述。     

朱熹王夫之对屈原精神的阐释

屈原爱国精神的阐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朱熹的《楚辞集注》代表了宋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代表了清代楚辞学的基本形态,从朱熹到王夫之,体现了楚辞学发展的两次转型。自汉代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到洪兴祖,对屈原＂忠君＂与＂爱国＂精神的认识与评价各有不同,至朱子《集注》始以忠君爱国为论,他的＂过于中庸＂、＂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反映了理学家的立场。而清代王船山《通释》则强调屈子＂千古独绝之忠＂,这种＂忠＂,重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而非君主一人而已,具有更为深刻而代表时代进步的新内涵。     

"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

文章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 ,来观照中国学术中的“楚辞研究”。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 ,尤其是在楚国的史料中 ,屈原更是不见经传。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 ,可视为不可追寻。今日言说之屈原 ,只能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 ,一个相关话语的命名。历史文本中之屈原 ,乃是一个经改写、想象而被重构之屈原 ,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 ,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屈原作品最初当以在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汉儒们解读、编纂、注释《楚辞》 ,实际上等于是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     

论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

谢无量先生楚辞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楚辞新论》一书中。该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和新见，是把《楚辞》作为古老的南方文学的代表，把它放在古代南方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同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相区别进行研究，进而在屈原生平思想、楚辞篇目、《离骚》新释、楚辞学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见解，发前人之所东发。尽管其论述也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但谢先生筚路蓝缕，勇于开拓新路、敢于破旧立新、大胆冲击陈说的精神，仍是十分可贵的。其以南方文学观为核心的诸多新见与发明。毕竟使人耳目一新，对后来从楚文化角度研究屈原与楚辞之思潮及楚辞文化学的兴起，无疑有深刻启示和巨大影响。还有对“屈原否定论”的首难之功，也不可抹煞。因此谢无量先生的楚辞研究。在楚辞学史以及20世纪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屈原与楚辞研究》出版

潘啸龙教授新著《屈原与楚辞研究》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1991年出版的《屈原与楚文化》之后,近十年来在楚辞学这块沃土上潜心研探、辛勤耕耘的硕果.全书28万字,分四编.第一编“屈原生平研究”7篇论文,以丰富的史料、缜密的考辩、合理的推论,对屈原之生年、两次放逐的原因及地域、沉江的真相等作了细致的考论.     

继往开来独树新帜--游国恩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游国恩是新楚辞学的莫基者。他的《楚辞概论》是２０世纪楚辞学的一座里程碑，体现了楚辞研究的新方法、新思维：一、以历史的眼光把楚辞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二、把比较法引入楚辞领域；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手段严密考证；四、把社会学和民俗学引进楚辞研究中。他的《读骚论微初集》纳新思维是：一、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对《天问》古史等作新解；二、在《楚辞概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考核《九歌》山川之神；三、运用综合分析推论法解释屈原“见疏”、“初放”、“再放”。新中国成立后，游国恩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修正或转变某些观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则体现了以微观体现宏观，以解剖一肢一节来把握整体的新思维方法。     

许国《屈原论》析论

许国《屈原论》是继司马迁《屈原列传》之后唯一一篇专论屈原的文章。《屈原论》针对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而发,其主要观点是: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其自沉出于忧国之义、爱君之情和存君兴国之志,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屈原虽然有“怨”,自沉汨罗,仍不失为忠臣;屈原之死咎在其君。许国创作《屈原论》的原因主要有:楚辞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学术风向的变迁,许国个人的性格、政治遭际与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闻一多“屈原三论”

闻一多研究“楚辞”,因其特殊的专业背景、人生经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往往得出一般传统学者讥讽的“可怪之论”,如“屈原死在怀王入秦以前”,“屈原是‘文学弄臣…,“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然而,正是“楚辞”研究,最能彰显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晚唐诗人的楚骚情怀

楚辞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晚唐诗人对屈原和宋玉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他们推尊屈原,学习了屈辞中的比兴寄托手法又有所突破,却更为看重宋玉,因为宋玉的多才、风流和伤感与晚唐诗人的精神状态极为契合。晚唐诗歌总体风貌的形成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盂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论"楚辞"主题的战斗性

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楚国历史上传统的战斗精神表现在屈原作品中，较之《诗经》，“楚辞”主题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     

论"楚辞"主题的战斗性

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楚国历史上传统的战斗精神表现在屈原作品中，较之《诗经》，《楚辞》主题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     

20世纪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楚辞研究回顾

20世纪楚辞学界先后涌现出不少学术成就突出的大家,他们大多提倡采用新的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其中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试对这一历史过程做简要的梳理,以期对新世纪楚辞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楚辞》与《诗经》抒情方式之异同

《楚辞》是屈原等爱国诗人悲愤的歌唱,字字句句都倾泻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哀国君之昏庸,怒小人之谗佞。《诗经》如《诗经·国风》中大部分都为抒情诗,诗人借诗歌表达或喜或怒的思想感情。《楚辞》与《诗经》在喜怒哀乐的表达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九歌》中的祭祀文化研究

屈原《九歌》作为祭歌,其祭祀文化不仅融合了中原的礼乐文化,也兼有南方巫风文化的影子。它不仅反映了楚地文化对祭祀的重视,还体现出楚地文化极富浪漫色彩和生活情趣等文化特点。这对于南方文化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蒋骥在楚辞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无论从研究者的人数,还是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等方面,清代《楚辞》研究仅次于《诗经》研究,楚辞学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将楚辞研究推进到一个更加切实、更为理性的领域,真正开启了清代楚辞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