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篇语言特色及思想归属问题探析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对禅让制度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从其语言特色的角度看,该篇主要运用了反复、排比、对偶、层递等修辞手法;从其思想归属方面看,该篇对尧舜禅让的论述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二是"尧舜之行,爱亲尊贤"。     

战国中期禅让思潮管窥——以新出土古文献为例

新出土古文献《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都极力推崇尚贤禅让,是战国中期尚贤禅让思潮下的产物。其思想的复杂性反映了当时诸子百家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倾向。     

禹、舜和谐关系的文化启示

楚简《容成氏》、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等出土文献及《史记》等史书的记载,充分说明了＂禅让＂制的可信度。选贤授能为准的＂禅让＂,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体制,是华夏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标志。大禹与虞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而不同＂的处事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伦理中的《唐虞之道》

对《唐虞之道》文本包含的基本逻辑关系的分析有助于解决其学派归属问题。而分析仁、义、孝、圣、养生概念是把握《唐虞之道》思想进程的关键。从基本思想进程来看,《唐虞之道》与《墨子》、《孟子》、《中庸》的相关思想有很大的差异。     

郭店楚筒《唐虞之道》中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

郭店楚筒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学的观点。这些作的作距孔子不远。是最接近孔子的学的述。其中《唐虞之道》对禅让制有详细的论述。而其论述。与孔子至为一致。在原始儒家看来，尧、舜的最精华、最核心的问题是禅让。而不是传子。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尧舜把利天下看作是第一位的。而不自利用。把利天下看作第一位才能正世。所以。原始儒家认为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才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大同”终极理想的可靠保障。     

郭店楚简引《书》考

郭店楚简涉及的儒家典籍共有14篇，其中的《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性自命出》等篇有关《尚书》。从引文情况看楚简所引《书》更接近原本、原义，而《君牙》等晚书实系后人伪作。由此认为，先秦的典籍，特别是秦灭以后的儒书，恐无定本，今本只为其一，盖由汉人统定，主要由于价值取向不同的时代性所致。当然。也不无传抄讹误等原因。     

《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由古文经学立场,判定《韩诗外传》无关诗义。《韩诗外传》断章取义的解诗模式是先秦儒家孔、孟、荀通经致用、弘扬诗教的正脉。《韩诗外传》的编撰目的、编排体例、解释立场都是围绕儒家诗教的宗旨而展开,《四库全书总目》对《韩诗外传》无关诗义的误判应该从今古文斗争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去理解。     

孔孟荀人性论之内在意蕴

孔子人性论蕴含的是孟、荀人性论之争的思想渊源。孟、荀人性论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对人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不同。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代表,其人性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一样的,即善。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仅仅是表面现象,而不是本质,实际上二者相辅相成,以一种理性的张力,共同构成儒家人性观的理论双翼。     

佚书《鲁连子》的艺术及思想特色

佚书《鲁连子》目前仅存一卷,该书用形象生动的故事说明道理,其势数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孟、荀儒家一派的注重规律、方法,没有韩非子法家派的阴谋权势,也受到稷下徐劫的影响,同时也印有战国时期说客的纵横风。     

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大禹传说

有关大禹的叙事自古被作为史实接受,而到上世纪初,＂古史辨派＂学者对其中许多问题产生怀疑。从近年出土的《遂公盨铭》、《唐虞之道》、《子羔》等文献来看,大禹在春秋以前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事迹模糊、介于人神之间的文化始祖,在后世儒家的话语体系中被逐步改造成一个血统纯正的贤圣帝王。按照福柯所说的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去解析大禹传说在先秦的演变,可以得到儒家话语体系中大禹传说被＂历史—知识＂话语改造的过程。     

怎样看尧舜禅让与篡夺的关系

关于尧舜权位继承问题,或云禅让,或云篡夺。在历史上主禅让者占优势,主篡夺者亦不乏其人。禅让之说,首见于《尧典》,亦见于《墨子》、《孟子》,以及《荀子》、《吕览》等书,其中以《孟子》所记为最详。它一直成为历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篡夺之论,主要见于《韩非子》、《汲冢琐语》、《山海经》等书,其中以《韩非子》     

孟、荀在康有为视界中的不同命运及原因

声称"‘六经’皆孔子之作,百家皆孔子之学"的康有为具有儒家情结,这使他对孔子后学的推崇与对孔子思想的阐发一样以儒家为主体,也注定了对孟子、荀子的关注和推崇。尽管如此,康有为对待孟子与荀子的态度大不相同:对待孟子,始终如一地推崇;对待荀子,则经历了由早期的推崇到后来的贬损的过程。康有为对待孟、荀的态度变化直观再现了他本人的心路历程,在这里,孟、荀的命运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尽意与不尽意之间——先秦儒家言意观初探

以孔、孟、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于"言"始终持着两难态度,在"言以足志"的功能与"言不尽意"的现实之间徘徊难解.究其根源,则是与儒家试图通过言说以介入社会、为社会立法的价值指向紧密相联.本文尝试通过对孔、孟、荀思想中的言意观进行梳理,阐释先秦儒家言意观的特点,并对先秦儒家对于"言不尽意"所采取的言说策略进行分析与评述.     

孟子、荀子教育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表面上看,孟、荀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天道观方面,孟子主张“天人合一”的人格天道,荀子主张“天人相分”的自然天道;关于人性的认识中,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在政治观上,孟子主张重王抑霸,荀子主张王霸兼用。但是,孟、荀的思想实质上同宗同源,从根本上是相近的。孟、荀以其整体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建构教育思想体系,将其教育哲学思想与其哲学、政治思想紧密相连的同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浑然一体。孟、荀始终坚守仁义,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对个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既倡导教育以人为目的,又强调教育的社会目的：以人为工具促进社会发展。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清华简《保训》的“中”是指中道。其中舜的故事是从正面讲积极的中,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确立恰当的准则、原则,以避免彼此的矛盾、冲突,达到和睦相处。上甲微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讲消极的中,主张应秉持中道,以直报怨,避免冤冤相报、血亲仇杀对部落共同体的伤害。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或以仁、礼为道之核心（孔子）,或推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利天下而弗利”（《唐虞之道》）,或重视仁心、仁政（孟子）,或推崇礼义之统（苟子）,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由韩愈首倡、朱熹集大成的道统说则是以“仁义——中”为内容的,其中“仁义”是核心,“中”是针对仁义或心之体而言,其文献依据则是所谓的虞廷十六字心传。孔子之后,主要继承、光大“仁义——中”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故得列于道统之中,而苟子、汉儒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根据《保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苟子,而非孟子。儒家道统既非朱熹等宋儒构造的“仁义——中”,也非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礼义——中”,而是二者的结合,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因此,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发展出儒家的新道统。     

《文心雕龙·原道》发微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但是,《龙》学界对《原道》篇的认识分歧很大。有的同志根据篇中“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等语,和刘勰具有的“征圣”、“宗经”观,认为这里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思想。这种看法似乎失之笼统,并且也不符合《征圣》、《宗经》的主旨。另有人根据刘勰所作《灭惑论》、《剡山石城寺石象碑》等文,认定《原道》之“道”是“佛道”、“佛性”。也有人根据篇中的一些     

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荀文简论

<正>荀况是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则是《论语》、《孟子》之外的一部重要儒学著述。尽管唐代韩愈扬孟抑荀，倡言孟子为“醇乎醇者也”，荀子为“大醇而小疵”（《读荀子》）；并且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荀子》一书的地位也确实不如家弦户诵之《论语》、《孟子》；但“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谢墉《荀子序》）而《荀子》之文亦有“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之誉，其对后世的影响，实亦不容小视。     

"互文"视野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刘勰《原道》之“道”探微

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自然之道也”这一关键性问题的真正内涵,梳理出刘勰写作思路与推理方式的明线是：天地之文（道之文）一人类之文（《周易》之文）一六经之文（圣之文）;暗线是：广义之“道”（老子之“道”）一《周易》之“道”一狭义之“道”（儒家之“道”）。明暗两线通过原文的中心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扭结在一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从论“文”的角度出发,刘勰是从老子之“道”开始,中经《周易》之“道”,而与儒家之“道”彼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为儒道互补、阴阳相济的辩证之“道”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