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刍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全面科学地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前5000年前后至前4000年前后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炎帝、黄帝、颛项、太嗥、少嗥、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传颂争议了两千余年,至今仍不知其详,仍不知其真实性的历史。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无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从细究详察,亦无从查实考定。     

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应注意厘清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在大量考古学资料与古文献资料未找到很好切入点之前,不易通过划分不同文化集团去归纳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而应该根据古史传说时期存在问题去做些具体的探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去归纳各种文化集团。二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传说与希腊及希伯来古神话是有根本区别的,把中国远古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事迹当作神话来看待是不对的。三是古史传说时代的官职制度、宗庙旗杆制度、原始社会组织形态、姓氏婚姻继嗣制度等有由口口相传到了西周时代而书之于简帛的情况,这些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是后人无法编造想象的,大体可信,应得到重视。     

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

这里说的五帝时代,指的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的时代。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从汉代到今天一直备受人们重视。西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中国封建时代五帝时代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初,中国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五帝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层累的古史观",认为司马迁所记载的这段历史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是商周到秦汉时期的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的,是伪造的,不可靠的。"古史辨派"打破了人们对五帝时代历史的传统认识,在废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了艰难的五帝史重建工作,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里,五帝史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神话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为科学的五帝史系统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探要

清代史家崔述对历代学者附会和伪造的先秦古史系统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仅扫清了古史传说的层层迷雾,而且对历史考证方法作了深入探索,总结出以经证史的用证方法、经传分离的演绎方法、正本清源的溯源方法、区别古今的比较方法。崔述对上述考史方法的运用和总结,为中国传统史学历史考证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致用到求真:论杨宽古史分期观的演变

杨宽的古史分期观经历了两次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西周领主封建说变为60年代的战国封建说,80年代后开始反思古史分期。1998年《战国史》彻底抛弃古史分期,提出中国历史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其对历史发展的最终认识。就演变过程来看,是从历史的致用转变到求真。无疑,求真才是史学研究的本义。     

从方法论看顾颉刚与“古史辨”

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通常被视为运用西方传来的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古史的一种崭新示范。然从其主将顾颉刚的辨伪实践看,则不妨说它是近代科学观念和本土治学方法结合的产物更为妥当。就狭义方法论而言,其中运用较多的乃是传统史学的文献溯源法和民俗现象观察法。"古史辨"的兴起,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揭示了传统古史记载的种种瑕疵,扫除了陈旧观念的重重疑虑,激起了整个学术界考辨和重建科学古史的热情。至其方法论,尽管仍存在种种粗疏和不足,对它的反思同样可以给人以不断精进的启示。据此,说"古史辨"是中国现代科学古史体系建构的必经前奏和序幕,实毫不为过。     

杨宽与古史辨

杨宽是继顾颉刚后古史辨派中最重要的生力军,但他并不一开始就是古史辨的同盟军,而是以批评的姿态首先站在了古史辨的对立面。后来与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的联系逐渐紧密,尤其是参与编著《古史辨》第七册后,才逐渐进入古史辨派的阵营。杨宽是继顾颉刚以后集"疑古史学"之大成者,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古史态度、引用书目上采取了拿来主义。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通过对《晏子春秋》材料逐章分析,作者发现其材料共来自三个方面——古史、民间传说和编订者自己的思想理念。又通过深入探讨最初人们记录事件、传播人物轶事的动机,论定:《晏子春秋》既非"历史小说",也不是"传说故事集",而是一部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史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一“趣”一世界

正策划人语:在《古史辨自序》中,现代历史学、民俗学巨擘顾颉刚特别谈到了自己对京剧的嗜好。在长篇的剖析中,他坦言了观看京剧对他的历史研究有"旁敲侧击"的作用。顾颉刚说,他对上古史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观看京剧过程中的思考,从而提出"古史层累说",开创了"古史辨派"。可以说,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兴趣",很有可能对个人的研究、教学等有影响。观之在前,思之在后。这启示我们:虽然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专业性很强,需要     

古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作为历史早期部分的古史尤其为学者注意。古史一词应有明确的时限,即指先秦时期,也应包括当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古史可分为东周、商晚期至西周、夏至商前期以及夏以前四个阶段,研究的方法途径各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工作,为古史的进一步探索准备了基础。     

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

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对古书进行了第一次大反思,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副作用。李学勤倡导"走出疑古时代"旨在走出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并非全面否定疑古,更不是打倒"科学怀疑"精神,而是对古书开展的第二次大反思,使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正确客观地"释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率先开始了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李济提出"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为中国学术史重写提供了难得机遇。在21世纪,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重写中国学术史不但变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包括续写和新写20世纪的学术史,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重新加以解释和总结。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重写学术史时机业已成熟。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作为古史重建的典型,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卓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清华简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属于目前重大的发现。它给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疑古"与辨伪: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学说,一时间,疑古成为风气。疑古思潮的兴起,不但涤荡着封建残余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存疑辨伪＂思想之时,也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方科学方法作了吸收并予以本土化。但因时代所限,学术积累之故,＂古史辨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疑古辨伪存真的精神,对打破＂六经＂所建立的古史系统,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谁罢免了翁同龢

1923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系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层层累积起来的,后人的不断添加使它越来越丰富。人为造就的历史不仅存在于先秦文献里,也同样存在于中国近代历史中。翁同龢被罢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提出问题翁同龢被罢免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事件.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与疑古思潮

近日来,读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文;收获颇丰。在这篇自传性的长序里,顾颉刚先生畅言自己之所以有"层累造就历史"这一观点的原因以及其独特的古史研究方法;清晰地阐述了顾颉刚先生应别人所求,向读者介绍"古史辨运动"以及个人的成长历程,体现先生对历史的敏感、对学术研究的投入。对"真"的一种执着。性格上,作者是桀骜不驯、历史兴味极重、好奇心极发达的人,敢于怀疑古书古史而对它做深入的研究,敢于推翻数千年的偶像而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     

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谯周《古史考》析论

谯周所撰《古史考》,是一部立意辩驳《史记》的著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的历史考据之书。《古史考》虽然亡佚,但根据现存的90余则佚文,仍可以大致辨析和判断该书的性质、内容和史学地位。此书体现出谯周基本实行了以儒学经传为依据的历史考证,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求真、务实精神。此书作为一部整体上开创历史考据的专著,在其成书时代是学术超前性的,所以著述旨趣没有为唐代学人所理解和继承,以致于降低了影响,使历史考据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学科的产生被拖延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