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文学之演绎--"伯夷文化论"之三

伯夷文学之演绎,是伯夷精神阐释的又一方式,它不光诉诸人的理性,也诉诸人的感情,因而创造出一片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天地.这种演绎包括伯夷品格的吟咏,与伯夷事迹的演义两大方面.历代重要诗人,都有以伯夷为比兴的佳作.以历史学的眼光看,既可以从中窥见文学演进的脉搏,也可以窥见每位作家隐秘的内心世界.     

伯夷事迹之考述--"伯夷文化论"之一

宋代王安石、吕希哲起,历来有人对伯夷事迹的真伪提出疑问,其思路不出"信孔孟而非他人"与"信孔孟而非司马迁"两端.辨疑者的取向在辨武王伐纣时的叩马而谏与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之事.孔子将伯夷归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遗民,不仅肯定了饿死的事实,还指明了饿死的地点.远在司马迁之前,伯夷事迹早已载在人口,记诸典籍;在"其文直,其事核"的司马迁记载中,伯夷之事已形成完整的系统.怀疑伯夷真实性的人们,其动机是政治性的,其方法是想当然的.     

伯夷精神之解读--"伯夷文化论"之二

纵贯伯夷的人生轨迹,充盈着一股中国独有的"伯夷精神",它是伯夷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孔子是这种精神权威解读者,他概括的"不念旧恶"、"求仁得仁"的"积仁洁行",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清风高节,抓住了伯夷精神内涵的本质. 应该看到,"伯夷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不同好尚和需求的人们对"伯夷精神"有不同的解读;随着时代的前进,经过充实光大的"伯夷精神",将可能获得现代的意义,或者成为可以现代意识去理解的历史文化.     

从"咥"和"啖"看古人饮食的豪爽性

陕西方言中的“咥”(di啨)和河南方言中的“啄”(d仭o),古已有之,它们的意思都是“狼吞虎咽”式地吃。啖(d劋n),或作“啗”、“噉”,也是“狼吞虎咽”式地吃,但具体又分为四种情况:一是荒年、战乱时因乏食会出现人民“自相啖食”或弱者被强者噉食的惨剧;二是特指武将或壮士的吃相;三是指饥饿病人的吃相;四是对某些食物有偏爱的人,其吃相可用“啖”来表示。     

说"(買)"和"儥"

简化字中有一些字的声旁是"卖(卖)",实际上应该是"(買)',这是隶变后字形相溷造成的.经传中多不见"(買)"字,而常见"儥"字,实则二者为一字之分化,"(買)"字后以假借字形"鬻"或"粥"行,"儥"字则仅见于经传中且鲜用,他们所代表的字义逐渐被"买"和"卖"取代,这是因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蒿(薅)恼"考源

元明清白话作品中常见"蒿恼"或"薅恼"一词,"蒿(薅)恼"义为"搅扰,打扰",从《说文解字》及"蒿""薅"的形义关系分析,"蒿""薅"不可能从本身的意义引申出"搅扰,打扰",从而断定,"蒿(薅)"作"搅扰,打扰"义是假借用法;同时,从《广韵》出发,结合古书用例,证明"蒿(薅)"的本字应是"挠"。     

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

历史与史学的研究对象为过去留下的传统,亦为传统本身之流传。这样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第一,厘清具体传统之事物与一般传承之流传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它实际是一种由量变而质变的过程,其中兼涵了常与变。其二,从理论角度来论证传承、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既相反又相成的辩证关系,而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恰恰是历史得以进展的动力源泉。其三,说明人类历史一般过程就是传承与创新过程的具体展现。其四,说明作为对于客观历史过程的追述与反思的史学,其本身必须也应当体现历史中的这种传承与创新的进展,而且也永远只能存在于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之中。     

论陈子昂和沈宋诗歌的"复"与"变"

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发展史三个角度比较陈子昂和沈(期)、宋(之问)的诗歌,可以得出结论:陈子昂和沈、宋的诗歌都有“复”有“变”,陈子昂重在以“复”求“变”,沈、宋则重在以“新”求“变”。     

"3S"技术及其应用领域探讨

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功能各具优势,在各领域的应用具各显强大威力,但也存在一些缺陷."3S"技术综合了GIS、GPS和RS的优势,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景,应用领域更加广泛和深入,"3S"技术的提高和完善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印度共产党:建设"第三种替代性力量"

印度共产党是当今印度政坛仅次于印共(马)的第二大共产党组织.在80多年的历史中,虽几经分裂,但均能在调整政策纲领和生存策略的努力下生存并获得发展.在今天的印度政坛,印度共产党通过与印共(马)等左翼政治力量联合,多次在地方层面参政或执政,并成为"团结进步联盟"等主流政治力量竞相拉拢的结盟对象,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