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天下论”看中国皇帝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兼与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

按照西方中古赋税理论,国王征收赋税须取得纳税人同意.与此不同,中国古代帝王征收赋役无需征得民众的同意.然而,为了有效地统治社会,历代的帝王、官僚及文人们为证明皇帝征税役权的合法性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明,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赋役基本理论,即"皇帝家天下论".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的"同意"原则是以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来限制国王的税权,使赋税公平,从而实现公共利益.而中国赋役基本理论力图证明皇帝具有天经地义的征赋役权,是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皇帝一家的私利.中西赋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各自的社会状况造成的.具体来说首先取决于征税者与纳税(役)人的身份及力量对比,其次则是由于中西文化及社会普遍观念的不同.     

汉代帝王诏书用典与《诗经》的经典化

秦末汉初的百余年间,儒学发展从湮没到复兴,并逐渐走向经典中的权威地位。汉初儒学与政治的日益结合,汉武帝时期的兴太学、置五经博士以及后代帝王幼年的儒学教育,使帝王们在诏书中引用儒家经典成为可能。《汉书》、《后汉书》记载了多位帝王在诏书中引用儒家经典,其中引用数量最多的是《诗经》,引诗的目的和作用也有多种。由此可见《诗经》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经典化脉络。     

《哨遍》新奇艺术析赏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录鬼簿》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类。《哨遍·高祖还乡》是他的杰作。钟嗣成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皆出其下。”那么,它的新奇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它的新奇表现在新颖别致的选材立意。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无不把皇帝捧为“奉天承运”的“天子”,皇帝的“天威”不能亵渎。《史记》把刘邦作为一代帝王,撰写“本纪”,《汉书》及     

你是古代哪朝帝王

你是否梦想回到古代一游,幻想做一回万人之上的皇帝呢?在对历史上的各位皇帝羡慕或是指责的同时,如果让你来选择自己的角色,你想终身博于江山造福百姓,还是坐享富贵呢?进入测试,看看你的心态会是古代哪一朝的帝王。     

你会是古代哪朝帝王

你是否梦想回到古代一游,幻想做一回万人之上的皇帝呢？在对历史上的各位皇帝羡慕或是指责的同时,如果让你来选择自己的角色,你想终身博于江山造福百姓,还是坐享富贵呢？进入测试,看看你的心态会是古代哪一韩的帝王。     

灾异感应观念下的西汉中后期政治

西汉昭宣时期的灾异学说具有限制帝王行为的功能,皇帝根据灾异感应来修正自己的行政过失,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元成时期,皇帝虽然常下"罪己诏",但多借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通过策免大臣来回应灾异。大臣借助灾异争权夺利、攻击政敌,灾异感应之学逐渐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被政治权力所绑架。     

浅论西汉前期的“求贤诏”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五位皇帝连续颁布了数量颇多的求贤诏书。体现了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进取精神。然而,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选贤的标准又是内在不同的。在诏书之下,是治国思想的体现,是人才观的反映。以“求贤诏”为切入点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探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政治生态,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究求贤诏书的写作文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评两汉初期对待开国功臣的政策

豁达大度、善于用人,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每个开国皇帝在打天下时共有的特点.但是,当天下平定之后,如何对待开国功臣呢?这是封建帝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对开国功臣采取了杀戮政策,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对开国功臣则采取了只给其高爵厚禄不委以实权的政策.两种政策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对两汉初期的政策和经济影响很大.下面试对两汉初年对待开国功臣的政策及其影响作简单的评述.     

日食与汉代帝王政治

在天人感应思想极其泛滥的汉代社会,日食被看作帝王死亡、朝政混乱、强臣擅权、后宫干政之类的重大灾难发生征兆,因而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关注。日食发生后,汉代帝王常下罪己诏反躬自省,并借机进贤黜奸,策免三公,以整肃吏治。同时,汉代帝王还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措施,以维护其统治。     

“奉天承运”释

近年来清代历史电视剧很多,每每有皇帝下诏书的镜头,诏书的开头语许多演员读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种读法是不对的,准确的读法应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作为诏书的套语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清朝继之。“奉天承运”只能用在皇帝头上,其他人是绝对不能沾染的,否则会招致杀头灭族之祸。“奉天承运”四个字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意义极为丰官、源远流长,凝结了多少代人的智慧。这需要从“天”、“运”及其与皇帝的关系说起。     

重新评估《上清传》的思想价值

《上清传》是政治小说,但并非党争政治小说,其用意不在攻击陆贽,而在批判皇帝。德宗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小说向人们揭示,封建官场各色人物的升降、荣辱和生死皆为皇帝所掌握,只要皇帝不信任、不满意、不高兴,厄运就会随时降临。小说在批判皇帝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过《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著名传奇小说,在小说史上理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其思想价值是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皇帝的道德和人格,敢于直白表达对皇帝的不敬和否定,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家的政治勇气;反映了封建帝王信重臣子有始无终,封建官员难有善终的现实,揭示了当时当官从政的巨大风险;反映出皇帝是官场斗争的总根源,揭示了祸自君出,乱自上作的历史规律。     

诏书在中琉两国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

诏书是以皇帝名义发布指令的专用文书.明清两朝,中国政府不仅通过诏书的形式,将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告之琉球,而且还通过诏书来调整两国关系,解决琉球国内重大问题,因此诏书在中琉两国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     

栋梁的材质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当天就下了一道诏书,派人专程赶到湖南的永州,宣谕说:"皇帝在藩邸,知道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过了没多久,又颁布诏令称:"岂唯尊德尚齿,昭示优宠;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意思说,我如此急切地召你回朝,哪里是想表示尊敬长者,昭示优待与宠爱,只是为了听到你高明的经国谋略,每天听到你忠直的告诫啊!这两道诏书,都是给范纯仁的,此时他遭贬职处分已数年之久,呆在遥远的荒凉之地。是什么,让徽宗皇帝一登上皇位,就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朱元璋的圣旨为什么像村干部讲话

<正>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网民耻笑。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唐代监察制度对皇帝的制约

唐代的监察制度对皇帝建立了一定的制约机制 ,以防止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失误和制止统治者违法乱纪。这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谏官的言事谏诤权的切实施行 ,谏官众多 ,职责明确 ,谏诤内容广泛。二是门下省给事中对诏书的封驳 ,通过封驳 ,纠正帝王决策的违误。三是御史台官吏对诏令的拒受 ,通过拒受失宜的诏令 ,以维护封建法制 ,避免冤滥事件的发生。唐代监察机构对皇帝的制约 ,有效地缓和矛盾 ,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是唐代社会得以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宣元时期萧望之、匡衡诗学研究

《齐诗》以解说阴阳在西汉《诗》学传统中独树一帜,萧望之和匡衡两位解诗学者将阴阳灾异说配合《诗经》探论君臣之道,迎合政治需要,将《诗经》解说附予匡扶国政的经学意味。二人因才华、政见得到皇帝赏识而官居重位,从侧面对宣帝和元帝知识结构和文化政策有一定影响,从疏奏、诏书中频引《诗》表述天人关系中可见。以时代政治为背景考察萧望之、匡衡诗学,能够深层了解《诗经》在西汉中后期的实用价值,展现儒士在政治变迁中被利用、牺牲的命运。     

从两《唐书》的《后妃传》、《公主传》看唐代妇女的命运

后妃锦衣玉食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内库供给、皇帝的赏赐,而公主主要靠食实封、陪嫁或巧取豪夺。尽管她们生活富贵奢侈,但由于政治的影响、不幸的婚恋,注定她们人生的悲惨。     

李世民帝王诗与明初台阁体异同之比较

作为较为特殊的诗人群体之一,历代封建帝王的诗作独具鲜明的艺术特征,而其中李世民的帝王诗风格俊朗,更凸显出雄壮帝王之气。明朝以杨士奇、杨荣等为代表的台阁体虽为皇帝所作,理应亦俱帝王之象,然而,其却更多地充溢着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色彩,进而将诗歌沦为情感空洞的异化工具。李世民帝王诗虽亦有极少平庸粉丽之篇,但总体上还是气象恢弘,且李世民帝王诗在善发政治情怀、融情于景、真实感情流露等诸多方面不同于明初台阁体,不仅直接导致两者诗体风格迥然不同,而且客观上决定了李世民帝王诗在诗歌艺术成就上大大超越了明初台阁体。     

简述"康乾盛世"时期直隶农民的遭遇和反抗斗争

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鼎盛时期,这三朝皇帝统治中国共一百三十四年,占整个清朝一半时间.并且这三个皇帝都能励精图治,事必躬亲,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了巩固封建政权,提高经济实力,自康熙开始采取了奖励垦荒、更名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赋及改革赋役等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因此,封建史学家便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康乾盛世",藉以标榜他们的文治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