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救赎：《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

《文城》中,余华从爱情故事起笔,引向漂泊人生。爱情神话之陷落、欺骗与受骗导致的双向后遗症、溪镇与“文城”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文城”之间的错过“。文城”这一空间意象既指向虚无、荒诞和无止境的漂泊,又象征理想之域,发挥着催促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展开的重要功能。小说结局未设置成“大团圆”模式,也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而是在审判之后施予救赎,故而丧失者在失去后有所获得,受罚者在挣扎后终得解脱。在很大程度上,《文城》是一部书写“小团圆”的作品,《文城》中的“小团圆”书写彰显出余华对人性的体贴、对精神信仰的关怀。     

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论余华小说中的人文关怀

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其创作风格多变,深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本文纵向梳理余华小说的主题内容,将其分为“人性恶”、温情“苦难”和“怪诞夸张”三个阶段,通过对其典型作品的分析,发现在余华小说纷繁芜杂风格巨变的叙述形式下,始终不变的是作者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深深思考,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执若守望。     

“守恒”与“新变”——封面图像与《文城》的互释

余华《文城》的封面图像选自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的一幅画作《失忆与记忆四号》,与小说的文字文本构成一种相互阐释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历史”与“记忆”一直是张晓刚最关注的创作主题,而《文城》展开的是对新旧之际个体记忆与国家历史的探讨,凝聚在图像背后的内涵与《文城》在新的层面上达到了契合,展开了一场画家与作家的对话。面对视觉文化时代的冲击,他们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特别的“格式”来应对这一变化,张晓刚将摄影技术融入绘画,余华将文学“电影化”,共同表达对“过去”和“已逝”的追忆和对历史远距离的深刻体会,实现了跨媒介的审美现代性。通过封面图像与小说文本的互文现象,或许可窥见余华创作的“守恒”与“新变”。     

余华《文城》浪漫叙事中的人性思考

余华长篇小说作品《文城》在叙事风格上显现出其一贯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特点,"文城"作为虚构的"余华世界"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补篇"的存在是余华浪漫叙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余华在《文城》中对具有复杂性和难以解决的人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讨论角度和看法,这一镶嵌在传奇浪漫叙事中的人性思考也是他为读者留下的永恒命题.     

挺进与突围——解读余华长篇小说《兄弟》

苦难与温情一直是余华小说所蕴涵的两大主题。余华小说之“彻底”,不仅体现在对“苦难”的惨酷雕琢,同时也体现在对“温情”的倾注上。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余华的《兄弟》也是一部表现苦难的作品,更确切地说,就是人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坚韧的承受力。不同的是,这一次余华在描写波涛汹涌的人生苦难时,也描写了细水长流的家庭温情。     

空间叙事视域下的余华《文城》解读

《文城》是余华面向现实转型的又一新作,向我们描绘了“文城”充满深刻寓意的空间以及空间元素。这些空间看似只是充当人物活动背景而出现,实则是作家将人物活动、情感、权力等巧妙融合的产物。从空间叙事角度,主要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等理论去观照小说中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揭示时代背景下社会风貌、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关系等,从中可以看到余华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复杂人性的审视以及历史文化的思考。     

余华的“魔界“与“佛界”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先锋作家余华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某种转型,曾经的“残酷”和“冷漠”变得温情脉脉。转型后的余华仍然关注人生的苦难,但他对苦难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使余华的创作带上了更多的温情色彩,但也影响了作家对人性黑暗面的深入探索。     

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余华从＂极端先锋＂转向＂民间立场＂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后的第一部小说。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于死亡的描述已不再是冷酷、决绝,而是在死亡的氛围中融入多种情感,用一种舒缓的笔调展示苦难中人性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而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这也昭示了余华创作风格的极大转变以及对于＂温情母题＂的回归。究其风格转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自身对于新的创作道路的追求是最主要的。     

余华小说中的人性美探析

余华小说中的人性意识述说,强调了人性中的美好,淡化了小说的苦难色彩,可以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对仁爱、本性、善良的描写是他小说不变的主题。结合余华小说创作时代可以将其作品中关于人性美的表现分为四个部分:苦难生存,人性本真;温情回归,人性本善;时代交织,爱满现实;荒诞存在,幸福栖息。     

从苦难走向救赎——论余华小说主题话语的升华

苦难是余华小说喜欢反复渲染的主题。进．20世纪90年代,苦难主题不但被继承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在“苦难”中寻找着温情和“爱”,让主题话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从亵渎到救赎,显露了作者开始探讨人性的真谛和哲学的关怀。     

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语话

文章将苦难与救赎概括为余华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两大主题话语。进入90年代，余华小说中的苦难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磨难和人生本原则性悲剧。人在这样的苦难中不再是茫然不知所措，而是以“活着”的乐观和坚韧的生存态度从苦难中拯救自己，人生在人性危机和沉沦中得到了救赎。苦难和救赎这两大主题还共同体现出余华小说所具有的在终极意义上的对人类的关怀。     

余华小说中的生存困境解读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余华在小说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他对文学怀有极大的热情,文学观也非常独特,他特别关注人类的生存与死亡问题,并在小说中做了很多这两方面的叙述,因此,他所创作的小说总是风格迥异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余华小说的解读,考察其中的生存困境与人性悲剧,由此探索人生的意义。     

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欲望与人性的双重话语——论余华的《兄弟》

余华文革小说以其独特的欲望视角,展示了时代氛围根底下人的欲望的深层动机,人性的优美在欲望化空间下悲剧式的生存现实,从而体现了余华对人性及历史的深层反思,对历史-现实序列非理性本质的反思,反映了余华更复杂深刻的反思精神。     

萨特存在主义视域下《文城》的解读

本文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入手,以余华新作《文城》为中心,探讨了在小说中体现的无法抗争的宿命与灾祸、自我塑造与自我选择、直面人生的勇气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简单对比余华九十年代的作品,论述存在主义解读下《文城》所体现的新质——从对苦难命运的被动接受到对个体生命的主动选择。     

温情在苦难中失却与回归——余华小说母题解读

余华是 90年代异军突起的先锋派小说家之一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小说温情地直面苦难 ,深刻体味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 ,寻找温情世界 ,挞伐无情世界 ,进而赞美温情世界 ,以温情的方式表达人性深入的绝望 ,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死亡、暴力与血腥——余华小说世界解读

余华小说充满了死亡、暴力与血腥,这是他解读这个世界的语码。传统的余华解读中偏重定论为余华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才有了小说中的这种意象。本文则站在他特定的时代高度、固有的人生经历及性格特点之上,认为余华通过对死亡、暴力与血腥的解读反映了一种形而上的生存困境,表达了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呼唤与渴望,在冷静面对死亡、暴力与血腥之后,他开始变得乐观,对人性的认识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变,一种生存的坚韧与人性的成熟跃然纸上,也是余华“绝望之后的反抗”的一种表现。     

胜利大逃亡的背后--从余华小说主题的变化看先锋小说的演变

余华小说从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风格到充满亲情的叙述话语,从冷酷残忍到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从反叛激进执着于艺术创新的先锋性拓展到关注平常人的平常人生,前后变化明显,可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切都源自余华对“真实”的看法。余华作品主题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先锋小说演变的趋势,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时代社会思想主潮的转型和先锋小说本身必然的宿命。     

火车、米与枫杨树大水——浅谈苏童《米》中物象的运用

苏童在小说《米》中通过对米、火车与枫杨树大水等一系列物象的运用,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营造了弥漫小说始末的逃亡意绪,彰显了主人公人性走向荒诞的历程,隐喻了造成人性悲剧的悖论因子。     

绝望中的呼喊--《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人性批判

如果说余华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寓言，那么《在细雨中呼喊》就是余华带有一定温情，从一个儿童的角度观察人性(父性)的流失变异，对不幸者(女性)悲剧命运的怜悯，对纯真的童心的追忆与呼唤，完成了他在细雨中无声的但却有力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