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乡村文化治理标准体系及推进方略

[目的 /意义]构建乡村文化治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二维层级体系,指引以标准化增强城乡文化均衡可及建设的治理实践。[方法 /过程]以《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治理国家推荐标准,在内容框架上围绕农村文化管理与服务的原则要求、基本内容、管理运维、评价改进提供规范指向,为均衡可及发展政策锚点下的多元实践样态探索提供支持。不同省市形成的“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非遗乡村”文化治理地方标准体系,进一步规范乡村文化管理与服务的多元实践模式发展。[结果 /结论 ]我国乡村文化治理形成以国家标准为经、地方标准为纬的标准体系框架。现有标准体系尚缺乏乡村文化服务的区域差异指标、缺失乡村文化参与的多元共治规范和缺少乡村文化场景的具体实施细则等,公共部门应从全域治理标准体系、专项治理标准内容、数字治理标准进路和场景治理标准向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安顺歪寨藤甲文化的意义呈现与传承路径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做好乡村文化传承工作,发挥好乡村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利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歪寨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发动各界助力、村民参与,通过对藤甲文化历史意蕴的建构和媒介呈现的扶持,打造"古村落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农村治理体系村级样板"等多元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力求推动歪寨在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利用社交媒体激活文化记忆、增强可持续性传承能力方面实现乡村能力再造,以期为打造乡村治理体系村级样板提供文化实践路径.     

媒介善治: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是“自反性现代化”的典型表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揭示了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分析了危机传播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通过考察新媒体赋权特征,分析了危机舆论的生成与转化机制.政府应通过“媒介治理”动员多元主体的危机共治,实现“泛传播”安全.“媒介善治”代表了危机传播治理的深层生态学方向,它对公共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舆情、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泛传播安全都有较大启示意义.     

面向乡村振兴的扶贫档案治理：基本逻辑、目标方向与实现路径

囿于扶贫档案保存场域的“公私并行”“虚实交互”，因于档案形态的“三态并存”，辅以政策法规、信息技术的护航，乡村振兴视阈的扶贫档案治理逻辑渐趋自洽。治理目标，近则助力全景式扶贫档案记忆图景绘制，促发扶贫档案利用迭代升级；远则释放一体多元扶贫档案价值，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下沉。借道理念转向、良法具化、多方共治、技术融合，面向乡村振兴的扶贫档案治理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     

新媒体语境下数字乡村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本文以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为理论依据,结合当前新媒体语境,通过具体的“数字乡村”媒介案例,研究“数字乡村”的概念,引发受众对“乡村振兴”的媒介微观认知;同时,本文还研究关注数字乡村的信息媒介与数治问题,并提炼出数字化建设中乡村群体信息传播与消费的积极策略。     

主流媒体参与网络内容治理的行动路径——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为例

网络内容治理呼唤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为主流媒体的作用发挥提供了参与空间。当前网络内容治理以“监管部门—商业平台—网民用户”的纵向结构为主,社会力量相对有限,多元主体的共治效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对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主流媒体作为网络内容治理主体之一有其独特的行动路径：以开展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路径揭示问题、以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库运作路径贡献方案、以整合多方观点的公共服务路径凝聚共识。主流媒体在网络内容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在于“连接”,可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原则性接触,从而产生协同治理的共同动机与联合行动,实现治理结构的优化。     

媒介化时空：县级融媒体重构乡村共同体研究

随着传播技术对时空限制的消解,原本依附于传统群体关系的乡村共同体逐渐瓦解。县级融媒体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先导力量和助推平台,已成为重建乡土社会公共性的着力点,通过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分散的村民个体在此重新聚合。文章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乡村共同体多重性表达的场域空间,实现在地与虚拟的双重共在,以及通过仪式性媒介时间的展演实现共时性连接。借由时空媒介化路径,县级融媒体着力构建一种新的交流模式与社会现实,推进治理路径从垂直到横向的转变,在主体间性不断重构的过程中连接乡村生活的多元主体,最终实现乡村共同体的重构。     

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路径创新——基于《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分析

积极推动媒体参与市域社会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展现“两个先行”头雁风采,杭州在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本研究通过对《我们圆桌会》的个案剖析,探究了媒介化治理过程中媒体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调和方式以及媒体制造社会共识从而达成媒介化治理目标的具体方式,探索了基于《我们圆桌会》媒介化治理实践推动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即通过搭建多元社会主体交流沟通协商平台,形塑自身主体性。通过党政部门与媒体机构的“政媒联动”机制,规避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媒体的公共性实践,在广泛的多元社会主体中制造社会共识,实现媒介化治理目标。     

档案工作服务基层治理“越城模式”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基层治理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档案部门构建农村基层档案治理体系。绍兴市越城区以省级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整体试点为契机,通过制度层、资源层、服务层的实践,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档案工作服务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共荣模式：契约共建推动档案工作服务基层治理现代化,聚合多元力量共推档案工作服务基层治理,以数字赋能提升档案工作现代化程度,以“档案+文旅”服务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媒介善治: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揭示了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分析了危机传播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通过考察新媒体赋权特征,分析了危机舆论的生成与转化机制。政府应通过媒介治理动员多元主体的危机共治,实现泛传播安全。媒介善治代表了危机传播治理的深层生态学方向,它对公共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舆情、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泛传播安全都有较大启示意义。     

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理念指向、实践走向与价值取向

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突发事件在媒介化社会频发,是媒介化治理的重要对象。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向,通过信息中介化澄清事实真相、边界模糊化整合多方治理主体、多元互动化引导舆论正确走向等行动路径,激活政府、组织及个体参与突发事件共治的主体意识和共同行为,阻断突发事件各类风险和危机的传导与演化,促进善治的制度优化,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普遍福祉,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

新媒介深度嵌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使乡村体育文化的传播发生重大变革,在治理层面出现机制与价值的转向。聚焦贵州“村超”这一媒介化的乡村体育赛事,采用深度访谈法,剖析其媒介传播与治理实践,发现普通村民作为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内生型组织主体的整合与团结效能以及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规制与引导,是“村超”在新媒体环境中赢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归纳提出媒介化机制影响下内生性乡村文化治理的框架,指出村民个体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村庄共同体组织性的激活以及内生型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乡村体育文化治理潜能得以发挥的三个关键方面。     

基层档案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乡村振兴工作始终摆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新形势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对乡村振兴提出深层次的发展要求。基层档案工作是乡村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为助力。文章充分调研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试点情况，通过“法治”“共治”“分治”“智治”四个方面对试点工作是否达成“善治”进行评述，基于此为基层档案工作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建议。     

农村广播路在何方？

广播电台的专业对农广播频率肩负着服务“三农”的使命。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广播市场,全国20多家农村广播出现了抢夺城市听众与坚持对农路线的两极分化,本文记录了这一特殊发展时期的乡村广播现状,分析原因,提出问题,引人深思。     

欧洲公共服务广播的新热点：基于英、德、挪“公共价值测试”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西欧公共服务广播公共价值测试（PVT）的实践日益成为传播学界“媒介治理”（mediagover—nance）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对英国、德国、挪威的公共服务广播价值测试的比较研究发现,西欧的价值测试呈现出“多层次”的治理结构,政府机构、独立机构、企业、社会团体与公民组织对新服务的申请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公共价值测试的多元主体的平衡模型体现了较为典型的“媒介治理”路径。三国的新服务申请都遵循了欧洲委员会（EC）的共同政策框架即《欧盟2009年广播通讯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国公共服务治理机制的建立、发展和实施过程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新兴媒介治理机制并未取代传统的监管机构,而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修改和补充。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能人治村、熟人社会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基于PSM反事实估计和MA中介效应检验

伴随着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乡村公共性日益萎缩,熟人社会日益式微,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如何组织多元主体参与、激活村庄内生秩序是目前我国乡村贫困治理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文章以熟人社会为乡村治理的切入点,深入挖掘能人治村的减贫实践,利用PSM与中介效应模型重新诠释熟人社会在贫困治理中的中介作用,来尝试梳理能人治村促进农村相对贫困减缓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设定偏差和混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PSM结果更加凸显能人治村减缓农村相对贫困程度的稳健性,能人治村是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MA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更能发挥熟人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来降低农户相对贫困,中介机制的分析显示,熟人社会关系的内生机制嵌入公共治理可以凝聚多元主体共识、激活个体参与意识、重塑村庄公共性以降低相对贫困。本文的研究结论集中体现了提升农村公共治理能力、促进乡村社会互惠互利传统价值回归的迫切性,明确提出营造能人治村的政策环境、重塑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体系、加强乡村德治建设的政策思路。     

媒介化治理：概念、逻辑与“共识”取向

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以媒介化思维嵌入至社会治理网络为认知起点,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参与至现实问题的过程性治理实践,其目标则是实现多主体的情感共通与共识达成,成为现代化风险模态下的新型治理取向。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媒介化治理更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型治理主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是立足于媒介化思维上治理主体“范式”的整体转型,集中表现在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与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     

媒介化治理效能评价——基于主流媒体实践的视角

媒介化治理指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性的治理新形态,其中主流媒体在提升媒介化治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科学评价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效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把握媒介化治理效能的概念内涵,又要根植媒体融合的具体实践语境。主流媒体参与治理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可包含媒体融合层面的内源性指标和网络管理层面的外源性指标两方面,其中内源性指标包含技术支撑力、内容竞争力、公共服务力三个二级指标,外源性指标包含多元主体协同力、优势资源整合力、协商程序执行力、关系信任合作度四个二级指标。这一指标体系框架的初探,既考虑到治理效能在“能力”和“效用”上的基本内涵,也考虑到了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