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的内涵与体系建设

作为社会组织成员之一的高等学校,在国家治理层面和语境下,首先应该强调的是高校对于国家治理的理解、把握、贯彻和执行能力,同时使大学回归本原与本位,按照大学的本来面目去治理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治理的基础包括利益关系、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大学治理的组成包括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价值体系;大学治理的主体包括学术权力主体、行政权力主体、个体权利主体.大学要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治理能力,必须正确领悟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重塑的初衷,理性反思行政权力主导的成效得失,认真审视大学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撑要素、建设理念与路径选择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显著标识。从大学建设与改革的整体运行逻辑上看,大学治理能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顶层设计能力、资源调配能力、行动执行能力、政策驾驭能力等关键支撑性要素。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人本”“系统”“精细”等基本理念和底层逻辑,着力提升治本能力、治标能力、精细化治理能力和共同体价值整合能力。     

科教融合办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科教融合是新时代建设研究型大学,创新尖端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德育与学术质量同步提升的关键举措。科教融合办学在理论探索方面,应建立起“理念—制度—行动”的基本框架;在实践创新方面,应健全以目标达成、内部整合与模式维持为功能的大学治理、科教融合及基本保障制度结构。     

重新认知创业型大学

以“占有性个人主体”为人性假设的“想象秩序”导致了创业型大学构建过程中“真实行动结构”的“商品化”“庸俗化”和“简单化”。这些错误的行动最终使创业型大学构建过程举步维艰,甚至失败。基于“行动-结构”理论对创业型大学进行审视,发现创业型大学的创业行动者角色期待、行动目的、行动条件与选择、行动规范性取向都带有学术资源转化特征。     

社会资本与大学发展引论

重视社会资本研究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组织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资本理论中关于关系网络、社会资源、结构、行动与信任的有关研究非常契合当前大学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重构社会资本将成为化解大学组织发展困境的可能路径。     

重新定义未来大学——欧洲大学协会《没有围墙的大学——2030年愿景》解读

欧洲大学协会针对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于2021年发布《没有围墙的大学——2030年愿景》。报告以“开放性”为核心主题,概括了2030年未来大学的特征：开放、变革和跨国,可持续、多样化和参与性,效能、自主和负责。报告从教学、研究、创新和文化四个维度阐释了欧洲建设未来大学的行动优先事项：全面开放教学、科研资源,合力推进跨域教学,深入开展跨学科研究,积极推动多元文化共生。中国大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了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需要在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上推动制度型开放,为此应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总体战略,以建设开放性大学为行动目标,确立优先行动项,同时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高治理能力。     

大学立宪:问题与出路

大学章程是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石,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的核心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治理结构尚未理清的情况下,匆忙制定大学章程,很有可能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要么过于宽泛和原则化,对大学治理实践缺乏实质效用,成为“空中楼阁”;要么自我窄化改革路径,束缚改革手脚,此种情况无异于“画地为牢”.“化整为零,各个击破”是我国大学立宪突破重围的可能路径.     

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特殊性视阈下的大学治理

“治理”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在我国，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提出以来，“治理”被应用于社会各类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大学治理”也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中被频频思考与讨论。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治理”是对“管理”的超越，是管理理论自身不足及其实践乏力的结果。大学治理是由于大学实践过程中职能不断扩容所致。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大学与社会过从甚密、与大学相关涉的价值主体多元化，使得大学的目标趋利化、权力碎片化、行为私有化，原初意义上的“管理”难以维护和坚守大学的传统价值，需要对大学从“过程维度”“空间维度”“动力维度”和“行为维度”开展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征的治理。与此同时，新建地方性本科高校因其大学历史短及地方性特征，治理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在治理基础、治理环境和治理动力三个方面。     

论大学治理中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表现为“我”与“他者”的身份区隔,为审视大学治理中的组织冲突提供了相对统一的理论视角。在个体、群体、结构和理念四个层面,组织冲突有不同程度的身份政治表现。超越大学治理中的身份政治,需要个体不断反思,建构集体思维,形成组织信任,依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学理念。     

论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限为

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能动性的产生既取决于“有为的政府”“自主的大学”以及“参与的社会”共同作用下所创设的能动空间,也取决于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权力重新配置所创设的运行空间。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参与广度、程度和频度等三个维度。社会主体在治理结构统领下既有积极的能动性,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下,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受到自身角色定位的限制、政府的限定以及大学自身接纳的限度。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及何以限为的阐释,揭示出社会主体能在多大范围、多强程度上参与大学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英美传统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大学章程的考察

大学治理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途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学术机构共同构成了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英美传统的大学历史久远,一般均在其章程中对此做了明确规定。结合有关大学章程,我们可对英美传统大学的治理结构进行类型化梳理,进而认识多元治理模式与大学自治模式的决策机构,实权型与荣誉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咨询型与决策型的学术机构,从而对英美传统大学治理结构进行整体把握。     

新时代国家开放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生态优化

当今世界,大学治理已成为现代高校教育理论、政策、法律和制度研究中的时代重大课题。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新时代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国家开放大学作为服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其治理结构尤为复杂。从生态学、教育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生态善治”融合视角,界定国家开放大学治理结构的内涵,分析国外开放大学治理模式和经验,思考新时代国家开放大学治理的特色发展战略定位,进而提出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在办学理念、目标和价值大体一致前提下,其内部治理结构应全方位生态优化,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采取行政学术两权分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重互衡的治理模式,倡导“民主治校、教授治学”的管理体制,践行“统一治理、分工负责”的治理标准体系,办一所让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开放大学。     

大学治理改革的“内卷化”及其规避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制约与激励的制度安排,内部也没有形成制度创新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大学治理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这主要表现为大学治理改革基本上是对原有治理结构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结果导致当前大学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效率并不高。规避大学治理改革的"内卷化"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国家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强制性创设;二是形塑"国家—大学—社会"动态均衡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合作治理机制;三是培育现代大学文化,为深化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提供内源性的支撑。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发展的境域转换

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规定了大学责任,利益相关者的物质和精神付出丰富着大学资源,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地位和权利规范着大学制度。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的责任划定、资源获得、制度安排发生了从“单一的国家责任”走向“广泛的社会责任”、从“有形”走向“无形与有形并重”、从“自治自给”走向“合作开放”、从“单一计划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的境域转换。     

超越绩效:大学治理能力与大学制度建设北大核心

大学治理能力是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治理能力的体现。绩效考核作为目前大学治理的普遍手段,反映的是追求效率的管理思维,对推进大学治理从经验管理走向制度管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透过对科研与教学的绩效考核方式与逻辑分析,发现大学治理能力存在“过于刚性”的经验治理,导致“缺乏温度”的制度治理以及“理念偏差”的文化治理等困境。任何大学在建设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进程中,都需要超越过于制度化的绩效管理,尽快走出以“工分制”为特点的绩效考核。改善大学的学术生态,需要提升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认知水平,探索科学导向的大学治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模式。     

角色诠释、职业困顿与解蔽——基于对大学基层行政人员群体的思考

大学治理行动的效力取决于制度政策的执行。处于科层制金字塔底端的大学基层行政人员,在大学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基础性服务和管理的治理之责,是政策执行的末梢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和空间秩序的维护者。大学基层行政人员在大学场域中遭遇着与“他者”的冲突,引发独特的行为逻辑,陷入部门主义逻辑、文化差异、时间差序和另类弱者等面向困境。纾解大学基层行政人员的职业困境,可以从有效治理、流程再造、职业关怀、公共精神等维度进行反思和探寻。     

嵌入视角下的大学网络治理机制解析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大学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各主体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网络式互动关系。我国大学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需要构建多元嵌入的网络治理模式,通过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等形式和途径增强大学内外部网络中的多种利益主体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嵌入度,并在持续互动、平等协商中形成信任与合作机制,从而实现大学的网络治理。     

韧性发挥：“民办择校热”治理下的家庭教养行动逻辑

“民办择校热”折射当今社会弥漫的教育焦虑,“规制—变通”格局下的治理狭缝为家长择校释放空间。家庭教养行动与政策导向的错位背后存在“韧性发挥”的行动逻辑,表现为结构伸缩、关系协调和资源拓展：首先,调整家庭人力结构辅助子女择校,呈现全员协作到一人独揽等多种教养形态;其次,通过施压、感化和诱导使子女配合高强度培优计划,形成亲子之间权力运作下的协调机制;最后,发挥家长潜能,拓展内外资源以提升择校竞争力。“韧性发挥”受到教育政策、家庭伦理以及共享价值和专家知识等制度要素的共同建构,体现家庭应对教育治理的能动性。把握“韧性发挥”的表现与成因,有助于为优化教育治理和缓解教育焦虑提供启示。     

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权威文化与制度绩效的共同影响

对我国大学信任不平衡结构的实证考察及理论思考,是大学信任研究和大学内部治理效能提升的应有之义。本文从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层级性大学信任的生成机制,深入探讨了两者的共同影响和异质性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学信任呈现出随着大学层次的下降而逐级下降的层级性特点,这一特点受到了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的负向建构作用。研究还发现,权威文化和制度绩效对层级性大学信任的影响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共同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公平可以作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影响层级性大学信任的替代性变量,应建立基于分类分层的大学信任差别化构建机制,以弥合重点大学信任和非重点大学信任的差距。     

大学校友组织:公共性建构与组织成长——以武汉大学校友抗疫应急救援行动为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校友组织由于被担心涉入“帮圈文化”而成为限制发展的对象,其功能也大都局限在个人联谊、为学校筹集办学资金层面。结合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大学校友组织的应急救援行动案例,可以从中发现,校友组织能在确定的角色下应社会需要变化适时调整自身的行动诉求,以同一校友身份为情感基点快速累积起大规模校友召集所需的信任,并在校友能人的拉动下快速响应、协同行动,从而在生产出多样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建构。而这种由“自在”走向“自为”的建构所带来的公共性增长又同时促进了其组织的成长,即在组织架构上从“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走向“社会的校友会”,在组织功能上从“联谊”“互谊”走向“公益”。案例表明校友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潜力和优势,为此应重新审视大学校友会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不仅是高校在拓展社会影响力、传承大学文化、筹集办学资金等方面的重要组织力量,也能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可以倚重的合作伙伴,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