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输出与优秀译者——以刘慈欣和郝景芳作品翻译为例

2015及2016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和郝景芳连续两年斩获"科幻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雨果奖,让全世界开始关注中国科幻文学。与此同时,也让公众将视线投向了两本作品的翻译者,两位获奖作家背后的译者——刘宇昆。本文从研究刘慈欣和郝景芳作品英译本的角度出发,提出优秀的中国科幻文学译者应为具有知识力和想象力的创造者,富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体验者,且是作者、读者、出版者之间的互动者,并尝试探讨中国科幻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议题。     

从刘慈欣作品看中国科幻小说的语体特点

科幻小说在我国是一个发展很快的文学体裁分支,在语体上有其自身特点。中国科幻小说的语言多运用口语词和对白,多使用常式句,多有语体融合现象。科幻语体具有一定的形象性,一定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征。     

初论《金瓶梅》艺术手法

《金瓶梅》的作者自觉地使用了不同于金圣叹所言的“犯笔”,有别于其它中国古代小说的“灰线式三X体”,以及自己独创的“对子人物”等艺术手法。这些艺术手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也是“兰陵笑笑生”独创“金瓶梅”的一个特殊印记。     

余华小说的语言风格试析

作为先锋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对小说语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大胆的实验。他主动借鉴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语言本体论以及陌生化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他的创作中,使他的小说语言独特而新颖,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本文尝试从音乐感、叙述方式、词语搭配三个方面阐释余华小说的语言特点,以期从一个侧面来展现余华的创作特点,并为现代汉语写作和运用提供借鉴。     

解读《别让我走》中的伦理判断

叙事作品的伦理是个体视域下,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构建具体道德观和伦理意识,以及读者与文本、作者、人物进行对话的一种伦理价值. 当代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作品《别让我走》承载着丰富的伦理意蕴,故事情节的选择、故事人物和隐含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伦理道德的流露,则是读者进行伦理判断的依据.围绕小说中"攫取克隆人身体器官"这一核心事件,本文通过援引修辞叙事学理论,针对黑尔舍姆学校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着重分析人物叙述者、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各自做出的伦理判断,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小说的伦理价值.     

论刘慈欣《三体》的未来想象

中国科幻小说自2015年刘慈欣斩获雨果奖彰显于世界起,随着中国科幻的大放异彩,科幻小说具备的现实与未来交织特性得到传承与发扬。刘慈欣将目光投射至对未来社会的建构及人类未来生存想象的思考,利用间离于现实的异托邦世界交互远方宇宙,彰显现实弊病,发出前瞻性呐喊。通过分析《三体》所建构的人类未来社会生活、异托邦空间、命运共同体,探究刘慈欣未来想象建构的中国特色,定位世界科幻走向,认知中国科幻的本土优势和在世界科幻中的可发展性。     

试论丁玲的自我认同困境--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文体模糊性谈起

文体的选择关乎语言、修辞、叙事模式的倾向,也暗含着作者自我认同意识的归属。丁玲在延安早期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带有“类报告文学”特征。文体模糊性与人物塑造的矛盾性都构成了小说意义指向的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的是丁玲在“知识人”与“革命者”之间摇摆的自我认同困境。     

《呼啸山庄》的悲剧性分析

《呼啸山庄》是英国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交缠着仇恨与折磨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善恶的看法,并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生活现实。本文结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对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作者本身的悲剧性、社会现实的悲剧性以及“爱与恨的悲剧性”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旨在分析作品的悲剧性,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品读作品。     

科幻画与美术教育的探索

科幻画是伴随科幻小说的诞生而产生的,最初只是些为了配合小说而搞的简单插图。后来,渐渐有的画家开始用画笔或数字绘图技术来表现神秘而豪迈的科幻艺术。当前中国,在此领域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科学幻想绘画活动,已是当今世界青少年喜欢参加的有益的科普活动。它让青少年插上理想的翅膀,对活跃孩子身心,激发创作灵感,培养创新思维,尝试手脑并用,以及倡导科技与艺术的融洽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科幻画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重要内容,它充分展示了青少年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丰富想象力。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庄子》——中国小说创作之祖

庄子所谓“寓言”,以“藉外论之”为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后来小说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作者通过以自觉的艺术虚构为主的新颖奇特的小说手法,创作了大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离奇完整、语言风格怪诞风趣的所谓“寓言”,即粗具规模的早期小说,取得了杰出成就。这种有意识的前所未有无所依傍而成就卓著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发轫和开端。《庄子》一书,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的千百代不祧之祖     

勃拉姆斯音乐欣赏教育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分析

在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勃拉姆斯一直以其“反流派”的鲜明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对勃拉姆斯创作特殊性的个案分析,能够表现出这种反流派的特殊性实际是对于德意志古典文化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以及“特殊性”创作风格的背后含义,同时引发读者深思这种“特殊性”创作对中国作曲学习者的意义与价值.     

简析小说的环形结构

小说的结构属于小说的形式范畴,它对于组织、安排人物、事件至关重要,是小说内容的呈现形式。严谨而独特的结构形式不仅能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而且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安排,以及表现作品的主题。小说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各有特点,而小说的环形结构是小说的结构形式之一。本文着重探讨小说环形结构的形式,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及其蕴含的美学意义。     

论黄蓓佳《玫瑰房间》及创作风格的转型

江苏籍女作家黄蓓佳近年来小说的创作风格,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由“梦幻”文体转向冷静现实的叙述文体,内容从注重表现人物的心态和情绪,发展为客观冷静地讲述富有情节性的故事。她的中篇《玫瑰房间》正是这种风格变化的转折点,对这篇小说的分析是理解黄蓓佳小说风格变化的关键。     

“有意味”的文学形式——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叙事时间艺术

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其叙事方式具有革新意义：“若即若离”的时间视角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合理的时限安排使得小说富有疏密有致的节奏感;重复的叙述频率造成“错时”的时间体验。但是这篇小说是余华热衷于学习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技巧来对抗当时已经僵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试验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具体时间和空间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缺席”。     

用中国人的方式讲中国人的故事--评莫言小说《普通话》

莫言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坦言：“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将其视角进一步打开,也就是“用中国人的方式,讲中国人的故事。”莫言创作的小说《普通话》,恰好验证了这一说法。在缜密的构思中融入出彩的细节,在多角度的对比中刻画人物,在叙事铺陈中“虚实点染”,在情节发展中“推波助澜”,小说《普通话》的这些特点无不烙上了“中国式”的印记,也彰显了莫言小说的独一无二。     

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隐喻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是日常生活中隐喻的延伸,因此文学领域中隐喻的研究已日渐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从隐喻学的角度,围绕小说中的地点、人物、意象,对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隐喻意义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对小说中这些隐喻意义的分析,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出现代人被工业文明异化后的焦虑与困惑,以及处于孤独隔绝状态中的现代人对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迫切需求。     

论世纪之交的官场小说热

世纪之交兴起的官场小说热是当代文坛突出而重要的文学史现象与文化现象,近年官场小说既有紧贴现实的题材优势,呈现出文学新质,亦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而小说叙事的诲官化、小说语言的媚俗化以及小说人物在官场伦理道德迷津中的沦陷,则是近年官场小说的局限所在。     

直觉的生命和游戏的语言--论《北妹》的"时代"异质性

盛可以的《北妹》是她继《火宅》、《水乳》之后的第三个长篇,它秉承了作家一贯的朴素描写风格,为我们塑造了“北妹”的人物群像,作家从她们“直觉的生命”和“游戏的语言”两个方面去体现,前者让她们体验生命,后者显示她们在生命中的成长。就这一写作的姿态来看,它足当代文坛中的异质,为“70年代后”已程式化的写作带来一股新鲜空气。     

浅析陌生化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实现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涵盖戏剧、小说、诗歌和童话。《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辞藻华丽,意象新颖。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这部小说的语言、人物和叙事结构,以此来探索王尔德的创作动机以及其美学思想在小说中的表现。     

汉语文学的人物命名策略

汉语文学的人物命名是在中国名实文化和汉语语言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富有民族性的叙事策略之一。具有人物性别特征的标识功能、作家创作意图的显示功能和文本文化内涵的突现功能 ,是作家艺术才能的重要体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