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有关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文章使用2005—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测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此外,文章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整体偏低,并且绿色发展绩效均值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异质性;(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存在促进效应,同时会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发展绩效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其稳健性得到检验;(3)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多重中介效应,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比例更高。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双循环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分析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并将政策效应进行分解,最后探讨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直接政策激励作用,且逐年增强;同时,还存在显著的政策红利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存在时效性;在溢出效应分解中,政策效应对邻近沿线城市的辐射作用强于非沿线城市.(2)在异质性分析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对内陆节点城市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海港节点城市.(3)"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度来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现阶段对绿色生态的正向促进作用尚未发挥,是未来聚焦的重点.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环境规制的最优跨期决策研究

以供给侧改革为理论出发点,利用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时期I,环境规制挤占了生产的研发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负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时期II,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关系,通过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为正,这与时期II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水平明显增强密切相关。据此提出,应注重环境规制实施的阶段化差异,加强环境规制,深化环境治理供给侧的改革,有效平衡环境规制和研发政策,并给地区和企业一定的积极适应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进行技术改革使得创新能力增强。     

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产业政策能否成功引致新能源技术创新事关构建清洁能源体系与绿色创新体系,对推进中国工业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中央和省级"五年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建立"准自然实验",构建2006—2015年中国新能源专利面板数据并将其匹配至应用的工业行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从需求侧对重点产业政策的新能源技术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但政策效果因制定层级、实施区域、行业特征等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更明显的创新激励效应,重点产业政策在东部地区落实效果更好,高技术行业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对产业政策环境要求更高。在作用机制方面,重点产业政策通过外商投资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通过环境规制抑制新能源技术创新,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则是两极分化,能够正向促进直辖市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却反向抑制一般省份的新能源技术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结合发展实际形成"产业政策合力"以促进新能源技术创新。     

碳交易政策增进企业意义导向技术创新机制研究

创新是驱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技术创新的意义导向逐渐从一般性视角向绿色、低碳等生态视角转变,“环境保护”成为低碳技术创新的本质意义。碳交易市场兼具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在“双碳”愿景下对增进企业意义导向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二元合法性”为理论视角,基于2010—2019年碳交易试点八大行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碳交易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异质性企业环境责任和媒体环境关注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提高了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水平,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在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当企业履行反应型环境责任时可能存在“迎合效应”,其中介效应不显著;媒体环境关注能够正向调节碳交易政策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关系,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与碳交易政策协同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     

能源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效应

评估能源政策的区域碳减排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对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的效应评估;其次,将能源政策分为开发型和节约型政策,评估了两种政策的减排有效性和持续性;再次,通过构建含有交互项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能源政策对区域碳减排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禀赋情况将区域划分为东中西和能源贫富区展开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①能源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在经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其中,节约型政策的当期减排效果更好,而开发型政策的减排持续性更强。②技术创新在能源政策的碳减排作用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提高能源政策对碳减排的积极效。③能源政策的碳减排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可依靠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政策的碳减排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政策碳减排效应不显著;能源富集区可在产业和能源消费的结构效应下发挥政策的碳减排作用,能源贫乏区的政策需与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力。研究结论对中国能源政策制定和碳减排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诱发企业绿色创新?

创新与绿色是新时代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引擎,创新的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行动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对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提高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正向影响大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第二,政策模仿效应不存在,企业主要通过增加环保投资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少督察行动带来的成本压力。第三,环境规制较弱地区企业对中央环保督察敏感性更高,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更强。第四,督察行动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但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影响较小,非国有企业情况相反。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静态效率和动态生产率的双重视角,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和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是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进一步的机理检验表明,高技术产业聚集会通过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绿色生产效率,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无论是基于静态效率视角还是基于动态生产率视角,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上述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有机结合,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何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了“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本文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扶持性”政策和“门槛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扶持性”和“门槛性”政策都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就单个政策而言,“门槛性”政策比“扶持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但两种政策的创新激励存在互补效应,其政策协同比单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更大。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扶持性”政策通过加大研发强度等资源补偿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门槛性”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密切相关,只有适度的市场竞争才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两类政策对创新激励的影响存在企业和地区方面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类型)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优化以持续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质变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互补性调节分析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跨国并购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拓展现有计量模型,使用多指标构建创新质量指数,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跨国并购对并购企业的创新质量促进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积极促进了技术创新产出规模提升,但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即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存在创新产出的量变,没有发生创新“质变”。并购双方技术互补性,通过丰富并购企业的技术知识多样化和提升技术创新效率,进而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质量,对跨国并购的创新质量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为中国企业有效实施跨国并购,匹配合适并购对象,实现增长性协同效应提供启示。     

环境规制工具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双重视角的异质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理论,从内在动力和外在激励双重视角,以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7项主要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效应,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和政府R&D补助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环境立法数、三同时投资额和排污收费额均有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时滞效应;环境执法人数和环境执法力度有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即期效应。企业R&D投入在当年的环境立法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当年的三同时投资额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R&D补助正向调节当年的环境立法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以及当年的三同时投资额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33个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低碳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低碳城市建设通过增加科技人才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在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未能实现有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科技支出、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密度四种城市特征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与扩散效应——基于173个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7—2020年中国173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城市经济地理权重矩阵,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验证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效率值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幅度较小。不同检验结果都表明,智慧城市政策可以有效激励城市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激励作用主要来自于时间效应,而非个体效应。说明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更多来源于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而非国家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此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再者,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且较为均衡;从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来看,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链升级,还需要一个更合理的区域统筹规划。     

制造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吗?——基于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的实证

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采集了2008—2018年我国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划分为处理组、对照组两个组别,运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等检验方法评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非实质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于实质性技术创新;(3)示范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改善创新环境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在示范城市建设与技术创新能力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