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以战略家的眼光,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贡献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作为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殚精竭虑,利用在国统区的特殊条件,自始至终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协同配合,作出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决策,为援救皖南新四军和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党建工作

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党建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如何定位新四军的性质以及如何完善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新四军落实党建工作的主要措施是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干部党性、加强锄奸工作等。这些措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贯彻了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又结合了新四军的具体情况。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对新四军的长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国共和日伪报刊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

报刊是研究皖南事变的一类重要史料,但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使事变后的舆论形势难以见知、部分结论有失客观全面。通过对报刊史料的梳理、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到,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和日伪从各自立场出发,围绕事变的起因、过程和评价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报道宣传。大体看来,国民党官报对事变作何解释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舆论的基调,受到高压管制的大量民间报刊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官方宣传口径。中共主办的报刊争取舆论回击,努力为新四军正名,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伪报刊玩弄"和平"与"反共"的政治阴谋,对新四军进行攻击。总之,这些报道深刻体现了国共和日伪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反映出中共一面抵抗日寇、一面击退反共高潮的艰难不易。     

皖南事变时陈毅在什么地方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曾提到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在陈毅领导下建立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江北新四军在张云逸领导下，建立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在“皖南事变”中，提到江南的新四军移师北上，只有项英、叶挺部遭国民党顽固派围歼，而未提陈毅。重建新四军军部时，陈毅任代理军长。许多同学不明白，“皖南事变”时苏南根据地情况如何?陈毅在什么地方?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浅析

1941年1月,一场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在中国上演。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袭击。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一部分被俘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悲愤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为什么发动了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皖南事变的发生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密切关系,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国际因素     

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与项英的战略分歧——从新发现的白艾笔记说起

1939年3月,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参加了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主持召开的军部负责人会议,讨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有关内容历史上并无详细记载。1978年,白艾协助粟裕撰写战争回忆录,记录整理了粟裕口述的皖南事变回忆资料,标题为《皖南事变前,周恩来和项英、叶挺、陈毅、袁国平的对话》。对话详细生动,是就新四军发展战略展开争论的"现场"再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核心内容是周恩来、陈毅、叶挺主张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并尽快地大发展,批评项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株守皖南的错误想法。结合党中央与项英的来往电文可知,项英即使没有明确的"三山计划",也未能完全执行党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贻误了新四军军部向敌后转移发展的良机,应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项英虽然有错,但与张国焘和王明不同,不应定性为路线错误。     

皖南事变概论

本文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作出客观分析，有助于读者对这一事件的深入了解与评判。     

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总结皖南事变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说明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必须把项英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认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皖南事变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理解不深项英虽然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出席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但他并没有真正     

论新军阀混战中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复杂关系,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拉拢,基本上达到了战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强化对东北集团渗透和控制的目的.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有限支持,使其成为国内政治军事斗争中最大的赢家,对冯玉祥、阎锡山的处理留有余地,使国民党内各派纷争的格局得以保持,对其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察哈尔抗战前后的冯玉祥与蒋介石

在察哈尔抗战前后,蒋介石对冯玉祥是软硬兼施,逼冯离开张家口。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其硬的一手,忽视其软的一手,事实上他软的一手,是多次派人劝说冯玉祥到南京去做官。对张家口实行经济封锁,对于逼冯离开张家口,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西安事变扣蒋战斗发动时间考

针对在西安事变扣蒋战斗打响及捉蒋时间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张魁堂先生的“文寅”扣蒋说,从张、杨部署的统一行动时间、事变发动的整个过程、西安城内扣押蒋系军政大员的时间、捉住蒋介石的时间、中共对事变的反应等五个方面,用详实的史料,再次论证了扣蒋发生在12月12日早晨6点钟左右,捉住蒋介石在8点钟左右。     

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及"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甲午战后 ,日本提出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的路线 ,大陆政策初露端倪。田中上台后召开“东方会议” ,并密奏天皇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蒙”的方针。至此大陆政策完全形成。此后 ,日本为侵略我国东北作好了各种准备 ,随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

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拨开春秋迷雾再现史海真实--谈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对惯性的突破

文章从思维模式的变化、人物性格的再现和"史里寻理"的探索等三个方面,论述了<皖南事变>对惯性的突破,从而回答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所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