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方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我国地方公共决策中公众参与呈现出主体不断扩大、主动性日渐增强以及参与类型多样化的趋势。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应重视公众的参与,改变传统管理思维,构建新的治理理念;同时,公众参与需要在政府管理体制的指导下,在政治实践中实现理性参与理念的培养。地方政府和公众之间应建立有效对话平台及沟通机制,把体制外的参与内化到体制内,形成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治理模式。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地方政府创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样本分析

地方政府创新活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基层实践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地方政府创新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价值偏好一致。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样本,对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对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有以下启示:市、县两级地方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体,需密切关注这两级地方政府的发展;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四类内容均有发展,日后仍应全面推进,不可偏废;不同地域分布的治理效果差异明显,应重视国家整体发展,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当前欧美国家基于“治理”理念的早期儿童服务管理职能变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治理"理念影响下,欧美各国早期儿童服务的管理职能开始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管理一体化、去集权化和私立机构参与。管理一体化主要呈现出协调治理、合并治理与创建新部门主要模式,去集权化包括从国家政府主宰到地方政府自治和广泛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两种主要策略,私立机构参与将公共与私营早期儿童教育部门从竞争转变为合作关系。不论采取哪种治理模式都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各国不能因"治理"而"治理",需根据国情做出科学的治理决策。     

正确定位政府的职业教育职能

<正>职业院校教育是具有较强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政府对发展职业院校教育来说至关重要。党和政府一贯强调并重视发挥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与办学体制上。《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明确提出,"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强化市地级人民政府在统筹职业教     

“浙江模式”独立学院与联邦制大学比较

从举办形式、法律地位、领导体制、政府监管四个方面对“浙江模式”独立学院与联邦制大学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我国在深入推进“浙江模式”独立学院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联合举办主体,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共识;落实法人地位,实现办学责权利的对等统一;理顺治理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加强政府监管,实现政府有效引导与扶持。     

“新社会运动”挑战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新社会运动以其参与阶层的广泛化、政治诉求表达的理性化、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在政治利益上的有效联合等特点,成为近年来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频发性群体性事件。这与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阶层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也与地方政府的传统型压力治理模式、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和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密切相关。需要地方政府及时转变治理模式,培育和增进政府能力,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探索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形式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义公平,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我国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分析

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的政府管理不能满足教育需求多样化、办学体制多样化、运行机制多样化的要求, 因此将原有的"管制"模式向"治理"模式转换成为必然趋势. 治理模式由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构成:治理结构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及其权力、职责:治理机制包括行政契约、市场契约、社会契约. 治理模式包括政府管理模式、市场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和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模式. 通过治理模式的分析, 采用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模式对职业教育进行治理, 促进职业教育改革,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

政府与民众在地方水资源治理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是中国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理解政府治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围绕“治水”形成了政府督导下的以地方社会为主的“官督民办”模式,而现代的“河长制”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官督官办＋民办”的模式。虽然现代的“河长制”延续了地方水资源治理的传统并进行了适应现今体制的调适,而在治水的激励方面,“环保一票否决”指标也冲淡和平衡了以往的激励机制,并且现代的地方治水通过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但“河长制”下的民众对于水污染治理的参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都是在纵向行政发包制的拉动下实现的,缺乏相对主动的参与意识。因而,如何吸纳传统治水中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要素,推动地方政府与当地精英、污染企业和民众的协作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元散曲情变作品中的“泼妇”形象

元散曲中的情变作品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弃妇诗模式,展现了一副副的＂泼妇＂百态图。而这些与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后人们的妇女观、婚恋观、道德价值观的变化分不开。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英语在中国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时期是英美等轴心英语国家向边缘或落后国家进行语言、文化渗透的时期。以该历史时期为背景,考察英语在中国的语言殖民、文化扩张及后殖民英语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与培养目标。     

泉州市售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分析

为了解和比较泉州市市售生牛奶及消毒纯牛奶中抗生素残留情况，从泉州市不同区域及两个奶牛场采集生牛奶150份．几大超市采购消毒纯牛奶100份．按国家标准GB／T4789．27-2003，采用TTC法进行检测，检测出生牛奶中阳性27份，可疑15份，阳性率18％，可疑率10％；国产消毒纯牛奶75份，阳性14份，阳性率18．7％；进口纯牛奶25份，阳性0份，阳性率0％，调查结果显示，本市产的生牛奶中抗生素残留阳性率比国产消毒纯牛奶高，牛奶中抗生素残留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应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注意，并倡议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和执行力度，以尽快改善此现状。     

海南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资源

对琼中县湾岭地区四眼斑水龟（Sacalia quadriocellata）栖息地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调查，发现共有维管植物100科193属241种，其中蕨类植物14科15属17种；双子叶植物68科143属178种；单子叶植物18科35属46种；无裸子植物．按其经济价值划分，药用植物有125种，观赏植物46种，用材植物31种，蜜源植物28种，纤维植物27种，野生果树21种．对其资源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初步建议．     

当前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三维解析

近几年,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会阻碍南疆三地州新农村建设及新型农民的培养。提出了从政府、组织、农民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此分析为进一步加强南疆三地州农村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和新对策奠定基础。     

西部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针对当前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计算机基础的个性差异,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后进生培养的探讨

数学义务家教的成立和建设可以弥补教育落后地区的不足,给贫困家庭后进生重生的希望.在数学义务家教过程中运用目标、系统、动态、激励、反馈五大原则和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因材施教,改变后进生的学习现状,使其找到自信,树立目标,立志成才.     

积极心理学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运用

大学生心理委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日渐凸显。在心理委员的培养中,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培养心理委员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运用团体心理训练增强心理委员的积极情绪体验,构建心理委员顺利开展工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积极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生心理委员培养中的作用,把教育重点放在人自身的积极因素方面,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由消极防范向积极心理素质的塑造的转变。     

Involvement of heads of departments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in the Pinetown District

ABSTRACT

Strategic planning is crucial in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t enables schools to survive and cope with changes and challenges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rket forces.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all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part of school strategic planning.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evidence suggesting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 – specifically that of Heads of Department (HOD) – in strategic planning in schools, and its value in ensuring that all stakeholders execute their duties, HODs’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 were explored.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ndertake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employed to generate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Ds were involved in some form of planning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sugges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ubstantive issues on strategic planning. Furth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ransparency-driven leadership and collabor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ensure HODs’ participation in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HODs is crucial towar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