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作——《音学五书》述评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向来分为三科: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古音学”以研究先秦古音为内容,也可称为上古汉语语音学。“今音学”以研究《切韵》、《广韵》一系韵书为主要内容,因为这些韵书基本上代表着中古音的原貌,所以又可称之为中古汉语语音学。“等韵学”则对《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用的反切加以排比,从中归纳出音韵体系,并从音理上加以说明,亦可目之为中古音系的声韵配合图表。比较起来,三音     

古音学知识应用说略

音韵学是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分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四个时期。结合研究对象,可把音韵学细分为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四个部分(略去了人们比较熟悉的现代语音)。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特别是《诗经》为主要研究对象,是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今音学以《切韵》、《广     

学点音韵学

音韵学是我国一门传统的学问。它是专门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经前人不断补充,修正,至今业已建成了一套完整的传统音韵学体系。 传统音韵学由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大部分组成。“古音学”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时代的音韵系统;“今音学”(又名“中古音学”)则以研究隋唐     

再思考:上古音与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对象——以姚文田古音学研究为例

本文以姚文田的古音研究为例,分析了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对象;指出了古音学研究对上古音这一研究对象界定模糊的事实.通过对上古音研究资料的分析之后,我们认为,上古音没有可参考的韵书,韵文也很缺乏,选择<诗经>韵文作为音系的代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众多古音学家不约而同的"无奈"选择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清代古音学虽然无法严格界定上古音的范围,却在相同的对话空间中将上古音的研究不断推向鼎盛阶段.但要保持上古音研究的发展与壮大,扰不应停留于对<诗经>的研究,而应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争论、不断去开拓,延伸汉语研究的理论深度与生长空间.     

古音上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个汉语语音史观问题

古音(这里指上古音和中古音)上的问题很多,研究的材料和研究的方法起决定作用。材料还有待收集研讨,如古藏语缅语泰语以及各地方言都还没有搞清。已有的材料主要的如诗经韵字,古谐声字……等等也是问题一大堆。对材料的估价、材料的真伪先后完阙……都没进一步作科学的考订。至于方法必须是辩证唯物的。韵部声调声纽考定后,拟音工作也极重要。拟音是一种新学问。例如段玉裁考上古音“之”“支”“脂”三部不同,但不知三部字音究该怎样区别,实是遗憾,因此考出三部有别还不解决问题。这里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全面的讨论,只限于上古音的韵部,且只能略示私意臆说,不能祥引。其中难免谬误,还希专家指正。     

古音学源流及谐声与古音学研究的历史演进

古音学是传统音韵学的一大分支,是汉语音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音学研究既是上古汉语音韵本体的研究,又是古音学史的研究。谐声是汉语中非常重要的语言现象,与汉语音韵研究尤其是上古音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谐声与古音学研究既是利用谐声材料梳理、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研究,又是谐声与古音学史的研究。本文梳理、辨明谐声与古音学的源流和历史演进,为汉语音韵学、文字学、汉语语音史等学科,总结和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发展方向。     

从陈澧《切韵考》的“明微合一”看广州音

陈澧的反切联系法对汉语音韵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切韵考·声类考》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浊声中把三十六字母的“明”和“微”合为一类 ,是一种失误。微母字多数方言皆读零声母或 V、b,只有广州话全部保存上古音 m,说明广州音最接近中古音而兼具上古音的语音特色。     

《汉书》颜注音韵补正

颜师古注《汉书》,不仅以其文字、训诂取胜,而且有其强烈的音韵意识。他在《五行志》里把“萧墙”注为“肃墙”(1504页),就是采纳《论语·季氏》的郑玄注。因为上古音萧、肃心母迭韵,幽觉阴阳对转[u:uk],二字在上古音同义通,这正是古人“义寄于声,声同者义多相类”的论断。再比如《五行志》里师古注曰:“婾与偷同,谓苟且也。”(1087页)《韦贤传》中又注为“婾与愉同,乐也。”(3103页)为什么从“俞”得声有两读呢,原来上古音,俞属侯部喻四,偷属侯部透母、定透旁纽,喻四近定,则俞和偷不仅迭韵,而且喻透邻纽,今音虽异,古音却同也。明末音韵学家顾炎武对此加以首肯:“偷,古音俞,《汉书志》,作婾,颜师古亦音     

姚文田谐声理论研究

姚文田的《古音谐》、《说文声系》是清代古音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总结了姚氏科学独到的谐声观,考察了姚氏利用谐声系统拟定上古韵部的成果,并进一步研讨了对姚氏的谐声观。     

从黄永镇的古韵29部表看黄侃派学者对《广韵》离析的贡献

黄侃派古音研究者提出的上古韵分28或29部，其每部之内均列有所辖《广韵》韵部及离析表，这是继承清人和该派学者自身研究后提出的成果，是上古音构拟和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演变的重要依据。黄永镇1934年著《古韵学源流》一书，系统总结和展示了黄侃派学者古韵28部或29部说的离析成果，是当代汉语上古音研究的重要基础，应加以继承和研究。     

浅谈明代古音学研究

元明时期,音韵学开启了新的篇章,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代表,产生了一批以研究当时实际语音为任务的韵书;《韵法直图》、《等韵图经》的出现,标志着等韵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古音学方面,陈第、焦弦等人的研究成就也是超越前人的,明代的古音学思想从杨慎修正“叶音说”,到焦兹主张“古诗无叶音”,再到陈第彻底破除“叶音说”和提出“音有转移”,标志着科学的古音学思想的确立,为清代古音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分析了汉学在明代的日渐复兴及焦虼、陈第等一批从事考据的学者取得的成就的同时,纠正了前人以为有明一代经学著述“无非窃盗”之观点的偏颇。     

《六书音均表·四》合韵字研究

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清代有名的文字训诂学家和韵学家。所著《说文解字注》,为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极重要参考书。有《六书音均表》附其后,其六类十七部之古韵,“同声必同部”,谐声表,支脂之分立,侯部独立,真文分部等均为不刊之论。“能发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说文解字注》804页,以下凡称引《六书音均表》,不再注出处) 《六书音均表》是段玉裁研究古音韵的专著。他生活的乾、嘉时代,正是音韵之学大起的时代。古音学自吴械开其端,陈第、顾炎武、江永继基后,在他当世,又有戴     

试论段玉裁的合韵说

科学地划分上古韵部自顾炎武开始,到段玉裁时,古韵分部才定大局。后来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段玉裁取得成绩的原因之一,就是创造了合韵说,段氏首开用合韵说确定上古韵部的先河。合韵说对古韵分部的作用不亚于顾炎武的“离析唐韵”。合韵说是段氏古音学的核心,也是每个研究上古音学者所必然要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不仅看到了研究合韵说的重要性,也注意到段氏的说法与后人对合韵的理解不尽相同。基于上述原因,兹根据《六书音均表》①来探讨段氏的合韵说。     

上古声母与《广韵》41声类的差异

上古音是指先秦时代的古音,是中国语音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上古音的重要性我们可从明朝著名的学者陈第的话中看出来。他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这表明拿现代的话去念古代的东西当然是不对的,说明学习古音的重要性。然而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合理而满意的系统来表示上古的音韵,特别是关于声母方面,成绩更不显著。所以这门学问到现在还在比较初期的发展中;《广韵》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著作。向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大都把它看作是     

段玉裁语音“变转”理论探索

＂变转＂是段玉裁古音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变转＂理念是贯穿其古音学理论的重要线索。其要点在于：（1）＂音变＂与＂正音＂配合,揭示古韵系统向今音系统各韵的演变。正音发生敛侈变化而分化出新韵,＂音变＂是同一韵部内部古今语音的变化。（2）＂音转＂与＂古本音＂配合,揭示古韵发展演变过程中偏离常规演变方向的例外变化,发生变化以前的那个音是＂古本音＂。（3）据＂变转＂及其时代定古韵的分合。（4）据＂变转＂考察音韵失协的原因。     

简评顾炎武关于上古声调的认识

顾炎武是科学古音学的奠基人。顾氏为解释上古的诗用韵中的“四声通押”现象,提出“四声一贯”的理论。“四声一贯”的理论只是顾炎武面对先秦诗歌、韵中他无法解释的“异调相押”这种不规律的现象而提出的一个应急的方法。“四声一贯”的错误理论主要是来源于顾炎武对《诗经》用韵的错误认识上。“四声一贯”与顾炎武对声调的性质的认识有关。对于上古平、上、去、入四声的差别。顾氏认为主要在于音长。     

顾炎武古音学成就论衡

本文主要讨论了顾炎武研究古音学的贡献、成就及不足等。本文研究认为,其突出贡献是建立了以考据学为基础的古音学体系,清代古音学研究与此一脉相承。其成就除了人们所说的离析《唐韵》,变更入声韵旧配关系外,还包括其对历史语音学的研究,诸如音韵的起源、反切的起源、韵书的产生及沿革、古声调的性质和特点等。而其根本性的错误和不足,一是观念上过信“古人韵缓”之说,二是方法上不能从合韵关系和阴入相承关系上进一步分析韵类,离析《唐韵》。     

段氏对古韵分部的韵类认识——浅谈“同声必同部”理论在古韵学史上的地位

段玉裁对古韵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段氏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因此,“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汉字是表意文字,六书之一的形声(谐声)是汉字向表音发展的产物。学者们自来就重视对文字谐声的研究,古音韵学的先驱者们从一开始就曾注目于此。早在宋代,徐蒇为吴棫《韵补》作序,就曾提出以谐声定字音之正读的说法,他说:“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声……”尔后,顾炎武划分古韵部,又利用文字谐声离析《广韵》五支、九麻诸韵目。江永赞同顾氏以谐声离析《广韵》韵目的作法,并补充说:“十虞、一先、三萧、五肴、六豪皆当用比例。”江氏分十虞、一先诸韵也成功地运用了文字谐声。但是顾氏、江氏都没有由此而导出“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不能     

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谐声观

顾炎武在《音学五书》中较为明确地表现出自己关于“谐声”的看法,认为“谐声”就是“声符”。他利用韵脚字系联法归纳上古韵部,在排列同韵部的字时,发现同韵部的形声字大都声符相同。因此,他意识到了同声符的形声字在上古应该属于同一个韵部。在“同声同部”认识的指导下,他离析唐韵、系联《说文解字》同声符的字,并且扩大范围,指出了形体不同、声音相近的声符在上古也属于同一韵部。尽管他没有提出“同声必同部”的口号,但已经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别开手眼 证据渊博——纪念陈第《毛诗古音考》刊刻四百年

音韵学是中国传统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小学三科中,它产生的最晚,发展的却最快,与训诂学、文字学鼎足而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训诂学以“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唐孔颖达《诗经·周南·关雎》注)为已任,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古音知识来揭开字形的翳蔽,从而正确地理解古义。清代学者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寄戴东原先生书》)。实际上,段玉裁先生这里所指的“音韵”当主要指“探源六经,旁征诸子,下及屈宋,以考唐虞三代之学”(劳乃宣《等韵一得·序》)的古音学。在古音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