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与台湾商业秘密缔约责任微义比较

台湾“民法”第245条第1款第(二)项规定了缔约当事人的单方明示要求保密的诚信义务，保护的是信赖利益；大陆《合同法》第43条规定了当事人的独立的商业秘密的法定义务，保护的是商业秘密权益本身。商业秘密的缔约责任是以当事人间存在缔约关系为前提条件的，不以合同未成立为必要条件的违反法定商业秘密义务的法定债的关系。商业秘密的缔约责任与缔约责任分条立法是比较科学的模式。     

论我国立法中的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制度作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措施,对保护弱者利益、维护合同正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强制缔约类型基础上,对强制缔约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立法上的相关规定,论证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立法建议.     

违反强制缔约制度的法律责任

张静。王欣在《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3期《论我国立法中的强制缔约制度》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性质及承担方式。作者认为,责任性质的认定,关键在于对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的认定,而义务性质的认定又取决于产生该项义务的法律关系属于何种性质。就强制缔约而言,存在两方当事人,即一方是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另一方为相对人,     

我国民法典：近代、现代抑或后现代——《德国民法典》的启发

从理论上说，法律形式主义所要求的法律自治应包括公法自律与私法自治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大声疾呼私法优位和私法自治，应该正确认识《德国民法典》在本位选择上向近代民法“回归”的“保守”立场。当代中国应该摈弃制定“后现代”民法典的思路。我们既不能违背民法的基本精神，也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为民法典而制定民法典。另外，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宪章要求，应尽可能地体现私法的形式理性，以自治规范为其核心。     

民法中有关人身权问题的探讨

人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法中是否存在身份权，民法对人身权如何延伸，是亟需立法的问题。我国民法不承认所谓亲权，退一步说，即使把我国法律规定的“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解释为“亲权”，由于它失去了支配权的本质，这种“亲权”也已经不属于身份权。     

强制缔约的产生基础及其边界辨析

强制缔约在现代合同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弥补了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之间的鸿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强制要约和强制承诺是两种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强制缔约的方式。强制缔约的出现,正是用法律的方式来平衡市场上实力悬殊的交易主体,使一方主体负有与另一方主体缔约的义务。双方强制是法律科以当事人双方均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属于强制缔约的范畴。     

浅议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可分为直接的强制缔约与间接的强制缔约两种基本类型,该制度的产生对既有合同法律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我国民事立法不仅要确立各种具体的强制缔约形态,而且要建立起关于强制缔约的一般规则。鉴于我国强制缔约制度在适用中的特殊性,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应成为一种独立的责任类型。     

对当前“订单式办学”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在“订单式办学”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方权利义务不够明确、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并引发不良社会风险等诸多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现行《劳动法》、《民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进行了探讨。     

“私法优位”的理论缺陷

正任慧超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私法优位"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我国传统法律体系是公法和私法结合的,"民事关系刑法化"和"刑事关系民法化"共存。健全的法治社会的公法体系应该是通过依法控权实现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目前各国公法都离这个目标有很大距离。私法优位论对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深远的理论促进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私法优位"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论据存在着重大缺陷。私法优位论是把私法文化等同于权利文化、公法     

公司的权力机构：一个公法概念私法嬗变的历史进路、理论逻辑与当代意涵

《公司法》的修改引发了新一轮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讨论。“权力机构”是《公司法》对股东会的规范定位，对其内涵的解读是形塑公司治理模式的关键。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概念，权力机构在内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均具公法属性。回顾历史，“权力机构”曾是国营企业治理制度的核心概念，并先后经历了“权力机关”、“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机构”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有着特殊的生成背景与复杂的发展谱系。私法移用权力机构概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制度证成；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理念的制度表达；三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制度表征。权力机构概念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承担着证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殊宪法使命。随着经济体制和政企关系的发展与转变，对权力机构概念的理解应采“弱公法”的解释进路，适当剥离其公法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