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凤阳府方志舆图及其特征简析

方志和舆图是展现区划变动、修志水平、政治空间观念的重要文献资料。清代是中国古代志书发展的巅峰时期,但凤阳府的修志工作却存在着志书存量少、增量起伏较大、舆图绘制水平前后差异明显等特点,这与凤阳府的政区变迁、自然灾害、官员调配、战乱等因素密切相关。志书本身的编修体例也经历了由“纲目体—平、纲目体并行—以纲目体为主”的变化,所配置的舆图类别既符合清代志书舆图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分布和舆图择用上融入了地方色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凤阳府在修志层面的特征与理念。     

《钦定热河志》舆图之解读

《钦定热河志》中的舆图,为我们直观形象地展现了清代热河地区及避暑山庄的地理地貌,及该地区沿革形胜和城市的发展情况,是我们研究承德乃至清朝前期社会政治、民族宗教和文化状况的重要史料,需要我们很好地开发与利用.     

南宋时期安徽的方志初探

安徽地方志的修撰在南宋获得迅速发展和兴盛，史载就有数十种，传世名志也不少，如罗愿的《新安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程大昌的《雍录》以及李寿鹏补刻的《吴群志》等。这些方志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１．区域分布较为集中，皖南成就居多；２．改革方志的传统体例、内容，兼载自然和人文；３．数量可观，类型齐全。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当时安徽，尤其皖南的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

台湾虽然开发较晚,但炎黄文化随大陆移民传入当地后,也形成了各个时代关于炎黄文化的历史记忆。清代台湾方志中的炎黄记忆,主要为炎黄遗存、炎黄祭祀、炎黄传说等,表现出鲜明的重炎帝倾向。这些炎黄记忆,正是大陆与台湾人民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时空见证,时至今日仍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区域分布之考察

清代安徽共有1192名进士,进士群体的区域分布在省内府际和府内县际两个层次都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状态。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太平府是清代安徽科举发达的地区,其中尤以安庆、徽州两府为著。各府进士中心县的形成与存在,加剧了进士县际分布的不均衡,较之省内府际分布状态,府内县际分布的不均衡更为普遍和严重。清代后期与前中期相较,非均衡状态存有弱化趋向。     

清代安徽人才的地理分布特征

清代安徽约20%的县集中了59%的进士人才。进士人才特别发达县增至2县,桐城成为进士人才第一发达县,皖中的桐城和皖南的歙县两县进士占总数的22.8%;其次发达县也增至4县,约占21.1%;一般发达县则为5县,占15.0%。清代皖省进士人才发展迅速,11个县拥有了全省59%的进士,人才集中趋势明显,人才发达地区人才增长加快,欠发达地区增长缓慢,二者间距离拉大,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加剧。     

清代安徽书院的地域分布特点

清代是安徽书院发展的顶峰时期,无论在数量上和分布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具体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均。即南部多,北部少,东西部均较少。这种地区分布差异的存在是自然、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清代安徽才媛家庭化现象的文化分析

清代安徽才媛家庭化现象明显.统计分析后可以看出:才媛家庭的分布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家庭文化支持了才媛的生成.大家族的才媛具有连续性和网联性的特点.才媛亲族间的文学活动促成区域女性文化的繁荣,体现了家族文化并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     

清代安徽农业推广影响因素探析

为改变清代农业落后面貌．清政府实施了农业改良和推广,但在农业改良和推广中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包括战乱、灾荒、人才缺乏和体制弊端等．上述因素的存在导致清代安徽农业推广成效不佳。     

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及其流传

儒学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清代蒙古族文人接触儒学典籍的三个基本途径是学校教育、科举和社会交往。清代蒙译儒学典籍分为官刻本、民间抄本。诸多蒙译儒学典籍流传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蒙古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的广泛性。     

清代巢湖地方志中辑存景物诗价值例说

方志辑存的景物诗作品反映了该地的自然风貌、人文状况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情况.景物诗作为一种融含了自然与文化双重意义的诗歌类型,它的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一样不可忽视.本文通过对清代巢湖地区地方志中辑存景物诗的分析,揭示景物诗在文学、地理学、史料学等方面的价值.     

清代皖志中辑存景物诗文与环境的变迁

清代皖江地区方志中辑存的景物诗文作品反映了皖江一带的自然人文状况和文学创作情况,再现了皖江地区的地理历史风貌,通过对它们进行梳理能追溯山川、河流、植被等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轨迹,为皖江地区的环境变迁提供一定的线索和证据。     

略论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

清承明制,设立科道官员执行重要的监察职能。科道官在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作用,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亦犯颜直谏,此外在国计民生、时弊等诸多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科道官的设置,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政治大有裨益。但是,科道官群体的素质并非等齐划一,少数不忠、不法科道的分子存在也必将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论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沿革

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的沿革,主要表现在：首先,随着托忒字的创制、普及和推广,托忒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在京师开办了专门学校。其次,八旗蒙古官学的发展,为当地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地区的蒙古官学显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了几大亮点。第四,当地官员为蒙古官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实事。第五,新疆地区的蒙古官学在满、蒙、汉、俄等多语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之,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的规模、层次和办学水平都达到了领先的程度,在蒙古族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清代蒙古寺院土地及其经营

寺院土地是清代蒙古地区土地所有制形态的重要类型,也是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按其生产经营方式,可分为牧场、耕地和城镇寺院周围的地铺三种。牧场一般在寺庙建立初期由当地扎萨克或官员从所辖游牧区域中划给呼图克图或寺院,其生产经营方式主要是通过放苏鲁克从事畜牧业生产;清代汉族农民移入较多,开垦较早的呼和浩特地区、内扎萨克蒙古东部地区和其他适合农业区的寺院土地多以耕地为主,并零散分布于寺院四周或离寺庙较远的地区,由扎萨克官员划给的香火地、自私招垦牧场、王公、台吉和富有的蒙古箭丁捐献的土地、上层没落的台吉、塔布囊和下层民众因贫穷所迫而典当或卖给或寺庙喇嘛动用庙仓现银现钱购置等渠道构成,其生产经营方式是通过佃租给民人或旗民耕种而获取地租——银粮或小部分土地由寺院喇嘛人口和所属沙毕纳尔耕种;寺院地铺分布于呼和浩特、多伦诺尔、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内扎萨克蒙古锡埒图库伦喇嘛旗等城镇的寺庙周围或城内其它街道,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方式。     

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

本文对清代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防弊对策、防弊对策失效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研。由此引出一些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整肃考风的有益的启示。     

关于清代以前后套地区的开垦问题

在清代以前,内蒙古后套地区并不具备全范围开垦耕种的自然地理条件。大约在清代乾、嘉时期,由于流经该地黄河的南、北两派发生了支经倒置的实质性变化,该地区才具备了全面开垦耕种的客观条件。因此．后套地区绝不是古代历朝河套开垦的中心地区,不能简单地根据清代以来后套地区逐渐形成的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就认为后套地区是历代河套开垦的中心地区。     

清代喀喇沁三旗苏木数目考

笔者挖掘和利用清代喀喇沁左、右、中三旗扎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详细考证了清代不同时期喀喇沁三旗苏木数目,认为清代蒙旗苏木以旗内定额丁数为基准,苏木数目随着旗内蒙古族人口和定额丁数的变化而增减。清中叶以来旗内定额丁数的减少对当时的苏木制度带来冲击和破坏作用。这对了解清代蒙旗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论清初官方满、蒙文文献编纂事业的初步发展

清政权入关前，统治者出于当时政治、军事以及了解周围民族较为先进文化的实际需要，下令编译了有关统治经验、教训和军事方面的汉文、蒙古文文献。由此而产生了最早一批满文文献，进而又以本民族语言文字，甚至以满文、蒙古文、汉文等多种文字编纂出了本朝文献。由此，清代满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文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