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山舰事件中的谭延闿

中山舰事件后,扑朔难测的广东政坛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谭延闿,本文拟对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表现作一探讨.一、拟赴韶关,举兵反蒋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目的在于打击中共和排挤汪精卫,以扫清独裁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所施之突袭手段,无疑给卧病在床的汪精卫以震撼、羞怒,因而有“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的遣责和“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付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的联盟呼吁.事实上,各界对于蒋介石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等做法也如汪精卫一样义愤填膺、在军界尤为明显.当蒋介石发动事变消息传来,对其跋扈专横,“早已愤懑不平“的谭延闿就欲有所动作,“欲谋联合三、四各军共同讨蒋”.从第三军朱培德处也传来了向蒋介石提出异议,“并准备从西江北江向广州移动”的消息.谭延闿还亲自赶到苏联顾问团住址.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资料更说明,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另据亲历者回忆,谭延闿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正式发动反蒋.周恩来也曾有“这时、谭     

武汉政府时期“迎汪复职”运动略论

“迎汪复职”运动的政治背景蒋介石于国民党“二大”跻身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后,权力欲日益膨胀。1926年3月制造借口,挑起了“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又清除了他最大的政敌,逼迫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出洋法国。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上,蒋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又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活动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并由此篡得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北伐出师以后,他又进一步利用总司令名义,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专横跋扈,嫉视异己,培植心腹,大搞军事独裁。如果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开始篡夺领导权而投石探路的话,那么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则是他实行反革命军事专政的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蒋介石“蜀粤并重”的思想使他始终关注重庆的战略地位.1935年,蒋介石首次入川,初步确定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并开始着手统一川政,经营四川,为后来迁都重庆打下重要基础.“七七”事变后,处在谋划和犹豫中的国民政府最终决策移驻重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首迁重庆.国民政府各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各国使节随之先后迁渝,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初步形成.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率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进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基本形成.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完全形成.     

滇西人民用手指抠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

未雨绸缪的卓绝之见1937年8月15日,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商谈“目前的军事形势”。且看二人对话——蒋介石“:你看目前的军事形势怎样?”龙云“: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蒋介石“:这种情况是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

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在1927年以后形成的。它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和最后形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蒋介石从军事起家,再从军事到政治,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然后再从政治到经济,建立起对金融、商业、工交、农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最后形成了买办的封建资本主义。蒋宋孔陈等人早年都有强烈的发财欲望,但除孔祥熙多少有点资财外,都没有积聚起象样的财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述要

1933年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制定了一整套新的计划方略,使其最终赢得这场战争。该方略通体散溢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深刻地表现出其反共的不遗余力,是研究三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国共两党战争规律的重要课题。     

论“力行哲学”的建立

论“力行哲学”的建立张皓作为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思想工具的“力行哲学”,是蒋介石在歪曲、利用孙中山创立的“知难行易”学说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在１９２８年２月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尤其在１９３２年２月重新上台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采纳军师...     

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汪精卫 190 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 ,192 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 ,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 2 5年当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地位比蒋介石高。但蒋介石在19 2 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 ,迫使汪精卫出国 ,当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又提出“整理党务案” ,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 ,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排挤了汪精卫的势力 ,地位在汪精卫之上。汪精卫也大搞政治手腕 ,在19 2 7年当上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等要职。蒋、汪叛变革命后 ,宁汉合流 ,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而激烈斗争 …     

蒋介石的三次下野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位独具特色的风云人物。他驰骋中国政坛数十年之久 ,为人多疑无信 ,善用权术 ;在其宦海生涯中曾三次下野 ,但其审时度势 ,纵横捭阖 ,三次又重执牛耳 ,手段之高明 ,用心之险恶 ,也可谓民国史上之一绝。1 92 7年宁汉分裂以后 ,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指责蒋介石“目中无党”“军事独裁” ,倒蒋的声势颇大 ,南京政府内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自恃有能力与蒋介石抗衡 ,遂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蒋桂双方积怨日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蒋介石妄图以军事的胜利扭转政治的被动 ,亲自到徐州指挥津浦线上的北伐战事。不料…     

卫立煌与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中，卫立煌采取与蒋介石不合作的军事态度，蒋介石的锦州战略无法实施。卫立煌的军事行为，使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卫与蒋的军事分歧，实际上是卫的“合法”政治斗争。他早对蒋介石不满。抗战期间与八路军接触，已对中共有所了解。国民党制造的“确山惨案”，使地震怒。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1947年，他通过汪德昭向中共表示，“我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配合。”他在东北战区的一系列行为，是对自己政治承诺的具体实现。辽沈战役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蒋介石缘何挑起“迁都之争”?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为何挑起“迁都之争”,史学界早已盖棺定论:“一方面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已使蒋介石感到在武汉无法实现其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另一方面,南昌地区和江西已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在南昌,他可以为所欲为”。然而考察历史事实,本人对此观点不敢苟同。 一 蒋介石办事,往往一箭双雕。廖仲恺惨遭暗杀,蒋氏乘机拉拢汪精卫,以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参与暗杀为借口,逼走胡汉民;继以许崇智有与叛将陈炯明勾结的嫌疑,驱逐许崇智;不久,蒋又制造“中山舰事件”,左打共产     

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发生,都可视为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晶。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经历了由主张公审蒋介石到释放蒋介石的思想转变,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虽然没有使“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得到巩固,但却促成了国内和平和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到来。国内和平的出现,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中山舰事件前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分析

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山舰事件前后》中,谈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3月19日深夜,毛泽东在同茅盾一起找过苏联军事顾问团之后,曾对他说: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探析

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曾是国民党处理内政、外交、军事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政策。它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这个政策的探讨是进一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中日关系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究竟在何时形成与确立?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的认识颇不一致。大陆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其一。蒋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确立;其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提出,《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正式确立;其三,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酝酿产生,同年11月30日由蒋介石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的认为1931年7月蒋介石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是一种策略;也有的认为在一二     

邓演达在武汉时期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是“北伐时代的最高峰”。①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武汉政府的重心”、②“有力的支柱”。③为了排除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干扰、坚持国共合作、反击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推动国民革命深入发展,邓演达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蒋介石退守台湾前后的反思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从政治、军事等的角度分析了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蒋介石虽然进行了全面分析但对于国民党未来的发展来说作用并不是很大.     

评蒋胡“约法”之争

1927年国民党反共分共后,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各派系为争夺中央权力明争暗斗,大动干戈。他们都不敢公开放弃孙中山的旗帜,无不指斥对方违背“总理遗教”,无不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胡“约法”之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次斗争。“约法”之争本质上虽属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但蒋、胡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上,在党、政、军等最高权力关系上,在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以及“遗教”的应用等许多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胡氏反蒋虽未能阻止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但却反映出胡汉民政治思想中的某些积极因素。     

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

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种种罪恶阴谋,“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他不是去防止和准备抵抗蒋介石的进攻,“而是要工人武装纠察队和上海市民政府处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反动性、危险性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错误并不在于对蒋介石没有认识,而在于他长期没有重视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意义,由于缺乏可靠的正规军为后盾,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他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对付蒋介石的措施.于是幻想借重汪精卫以限制蒋介石,也幻想以“表面”和蒋进行“缓和”,求得延缓和蒋介石公开冲突的时间.因此,他在这期间,一方面表现为对蒋介石有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却没有摆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笔者的见解如有不妥之处,请专家们教正.     

1947年北平地区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蒋介石反动集团进入1947年后,陷入经济、军事、政治的重重危机下,我党中央于2月郑重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是“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页)。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白区党主动出击,开展以经济斗争为基础,以学生运动为重点的人民革命斗争,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震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