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业控制策略简论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重农不抑商 ——-汉初经济政策浅析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和政策。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一政策的实行中，重农必定抑商，抑商必然重农，秦汉两代更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典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汉初六七十年间，推行的是以重农而不仰商为主的政策，它与人们常说的重农抑商有着极大差别。文章对汉初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影响，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是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历代封建学者对这一政策一向是赞颂的。解放以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也认真讨论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汉武帝实行的种种“重农抑商”措施的实质是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封建小农经济,因此西汉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而日知先生则认为“重农抑商”是奴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农民的身分地位比商人要高,“重农抑商”“它只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但是,当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讨论主要是环绕着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而进行的,并未对这一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评价。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史学界不少同志又重新注意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纷纷撰文进行评论。有的认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不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的     

试论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时期政府招募私人资本创建中国近代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其中,"官督"是政府职能的行使,以督察企业内部的矛盾,并对企业加以扶持和保护;"商办"则是由商人出资认股,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且自负盈亏。官督商办是历史的选择,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也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官与商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但后期随着"官督"的加强,官督商办企业已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并逐渐被商办企业所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     

官督商办—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制度瓶颈

官督商办实质上是晚清政府控制和利用私人资本的官办形式。官督商办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官商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分割企业,而不关心企业的前途命运,从而使官督商办企业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并严重阻碍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迟滞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     

2006年高考历史专题复习优化设计：专题二 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变革

[专题解读]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农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到后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重农抑商思想在明清之际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受到挑战，如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非常可贵。     

入粟拜爵与重农抑商

西汉文帝时,晁错提议“募天下入粟郡县,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晁错的这一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且被西汉后来的统治者所沿用。有人根据富人入粟可以得爵,还可以免罪、免役这一点,认为晁错的入粟拜爵使商人能以货币权力的大小来确定自己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农商并尊的政策取代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战国、秦代和汉初相比,西汉商人的社会地位确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入粟拜爵的结果。入粟拜爵并没有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恰恰相反,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续继和发展。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祈请指正。     

魏晋南北朝商业发展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商业蓬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是：全国的市场体系在分裂的状态下得到进一步完善,市场类型趋于多样,市场交易量得到扩大;商人队伍不断扩大,皇商、官商、民商等商人阶层竞争激烈;因为分裂的政治局势,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效力有所减弱,为了获取战略物资,分裂政权纷纷采用安商政策;商业经营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

中国的商人自产生之日起 ,就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 ,为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 ,“重农抑商”一直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 ,造成了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恶劣的成长环境是“奸商”大量产生的土壤 ,商人最终追求“官商”结合 ,严重地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陈炽的生产观

陈炽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他通过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审视,提出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认为生产是“富国之源”,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同期的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相比较,陈炽的生产观更具特色     

“重农抑商”:一个儒法相融的历史案例——以战国秦汉作为分析范本

"重农抑商",是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一个既定政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甚多.传统观点认为是儒家的主张,如果笼统地说,也不错,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一言以蔽之曰:儒学.但如果认真分析,其实不尽然.先秦的原始儒家是不主张"重农抑商"的,"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只是到秦汉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而土地兼并的主体又由官僚地主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商人地主为主,"重农抑商"这一法家的主张便被儒家承接过来.     

如何看待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世界农业大国,“农本商末”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由此而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政治方针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一贯奉行的基本治国之策。“重农抑商”政策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李悝变法,商鞅具     

浅论汉代政府与商人冲突的表现及实质

本文通过汉代商人与政府冲突的四个主要表现:即冲击汉代政府的经济基础、地方秩序、政治权力结构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揭露政府与商人冲突的实质并不是简单的商人抵抗"重农抑商"的政策,而是商人企图通过手中所掌握的经济权力对传统政治权力进行分化和重组。     

战国秦汉的重农抑商政策及其历史检讨

重农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奉行的一种传统性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封建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根本点来看,这种政策是应该历史地给予肯定的.但是,有的研究者过分强调农业与工商业在封建经济中的运动是对立和反向的,“不抑商,重农就完全落空”,甚至认为工商业是封建社会的致乱“祸源”,(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页615.三联书店1980年版)这种观点,是大可商榷的.我们不能不看到,重农抑商政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的一面.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洋务派经济集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陆续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性企业。这些企业已经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有的同志说:“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企业是由洋务派创办起来的。”既然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是由洋务派所创办,而在创办这些企业的时候,又采取了“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那末,深入地研究“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简论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思想在西汉前期得到整合,并通过各思想家宣传与统治者政策推行两方面实现,体现了"重农"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从重农抑商概念规范入手,对西汉前期重农与抑商思想的提出进行论述。     

先秦儒家不抑商说

在我国封建时代,长时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以后,儒术盛行,重农抑商政策便和儒术结合在一起,抑商也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容。但儒家并不是从来如此,事实上先秦儒家并不抑商。有人认为先秦儒家就是抑商的,这很值得商榷。对此,愿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先秦儒家的商业观     

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从宋朝开始松动,宋朝商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扶持密切相关,是宋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朝开始实行了农商并重的政策,并对通商实施了有效的管理,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其结果是商人纳赋富国,也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根因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诸王朝都采用过的一个政策,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个错觉,即中国古代似乎的确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为保证农业的发展,而轻视、压制商业的发展,即崇本抑末。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章很多,但鲜有深层次的剖析,很难准确地说明重农抑商的本质原因。要探讨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必须探索此政策的根源。许多学者认为,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发生侵蚀作用,商人一方面与农民作不等价的交换,从而盘剥农民,使农民陷入贫困,同时利用农民贫困,进行高利贷盘剥,这就动摇了农业——这一国家的根基,…     

秦王朝对私营工商业态度考量

"重农抑商"是秦王朝的根本方针,为了重农必须抑商,实抑商,社会经济与生活会受到影响。通过对相关史料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秦王朝对私营工商业的态度比较宽容,将其纳入了国家有序发展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