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深交所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表现在机构调研的次数和参与调研的机构数量越多,企业的创新效率越高;相比于买方或卖方机构单独调研,买卖双方共同参与的联合调研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证明,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通过发挥信息效应提高创新活动信息透明度、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激励效应提高员工创新积极性三种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保险和其他投资机构,券商和基金调研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更明显,并且机构调研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强。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以生物医药上市企业为例

应用2012-2016年中国生物医药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提出并验证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资源倾向机制及信号传递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够通过资源倾向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释放的信号,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机构投资者持股作用不显著;银行贷款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种方式相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更有效。     

监督视角下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8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和实质性的创新产出;(2)从政府审计监督视角来看,政府审计在创新补助和国有企业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提高创新补助的激励效果;(3)从社会监督视角来看,高资质审计师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而机构投资者监督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高资质审计师监督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叠加效应,共同对创新补助进行监督。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监督在政府创新补助中的作用,对减少政府资源浪费、提高创新补助激励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机构投资者调研、信息披露质量与并购公告市场反应

基于投资者视角,以2013～2016年深交所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调研与并购公告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提高了并购公告市场反应且信息披露质量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非重大资产重组、非国有企业和现金支付交易中,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并购公告市场反应的提升作用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都更显著;此外,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检验发现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的调研对并购公告市场反应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9—2019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基于"激励与监督主义假说"和"机会主义假说",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认购董责险(董事责任保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董事高层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在考虑了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后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在董责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均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董责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相较于内部控制较差的公司,董责险的激励与监督效应在良好的内控环境中能够得到有效释放,进而激励管理层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研究为"激励与监督主义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全面认识董责险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效应,为我国上市公司决定是否引入董责险提供实证依据。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20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然后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视角，分析研发投入在二者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效率:助力还是阻力？

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三阶段DEA模型从技术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测度企业创新效率并分析其与高管海外经历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且不同学历层次和专业背景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具有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国有属性和风投注资视角下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国有企业任职更能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有风险投资进入时,具有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数量或质量：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减少污染”双赢目标的关键。本文以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视角出发,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在推动绿色创新数量提高的同时,对绿色创新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作用机制方面,环境信息披露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是通过诱发企业短期化行为传递的。进一步分析显示,提高管理层能力和加大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对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化行为进行纠偏。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实践证据。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研发操纵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分心”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其对企业研发操纵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导致企业研发操纵现象更加严重。在机制分析中,本文进一步从治理效应与信息效应视角展开剖析。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弱化了其对上市公司施加积极治理的效应,减少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致使企业更有可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攫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通过实施研发操纵来迎合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要求,导致企业研发绩效与市场绩效降低。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持股市值权重越大,越有助于抑制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加剧作用。本研究深化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研发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增强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提供参考。     

机构投资者抱团对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

机构投资者理性化抱团行为和企业规范化年报信息披露是影响资本市场整体稳定的关键因素,对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3—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抱团对年报语调操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会显著加剧年报语调操纵程度,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当管理层迎合动机较强和机构投资者团体“用脚投票”时,机构投资者抱团会进一步加剧年报语调操纵程度;(3)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监管相对较弱的企业,管理层更有可能为了迎合机构投资者团体而进行年报语调操纵;(4)影响效应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抱团情况下,年报语调操纵行为会显著提高股价崩盘风险,从而阻碍了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果从理论层面为分析年报语调操纵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多元化视角,从实践层面为规范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提升企业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法律保护能否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创新质量不高和法律保护不完善的制约,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分析了法律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平均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法律保护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总体创新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策略性创新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分析表明,法律保护可以通过资金效应、技术效应和信息效应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其中技术效应是当下法律保护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主导中介效应。相比提升效率,法律保护的公正、执行、透明度以及法律中介组织更能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法律保护对非高科技企业、成熟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本文对进一步完善法律保护以有效促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吗？——基于人力资本与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否切实提升其全员劳动生产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数,以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人力资本和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位数回归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2）企业的员工素质和高技能人才占比均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中介;而相较于渐进式创新,数字化转型更多地是通过颠覆式创新提升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3）异质性检验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能够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产生更强的带动作用;与非消费行业相比,消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究

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采用“产业政策--投资者关注--企业创新策略选择”这一研究思路,以2011-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Multinomial Logit-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发明专利相比,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显著增加了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的数量。我国证券市场具有典型的投资者有限理性特征,产业政策会带来“投资者关注效应”,当市场有效性不足时会进一步诱使管理层选择低质量的创新策略。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引致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是诱使其选择低质量创新策略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引导产业政策和证券市场共同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员工薪酬粘性改善企业创新效率吗？--基于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员工薪酬粘性具有宽容失败、增进公平的柔性激励特征，本文理论分析了员工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薪酬粘性能够发挥容错激励效应，从而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同时，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作为分配规则非公平性的体现，显著抑制了员工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较低的员工可支配收入水平、高新技术的行业背景以及较高的市场竞争程度才有助于员工薪酬粘性发挥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且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对上述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薪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并深化了薪酬粘性与创新效率关系的情景因素分析，也为企业薪酬机制的设计和安排提供了经验支持。     

创业投资对制造企业创新的资源支持效应——股东积极主义路径与异质性情境

针对转型时期面临提质增效压力的中国制造企业,基于创业板2009-2019年的制造企业面板数据,探究创业投资对于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具有耐心资本与专家赋能属性的创业投资股权参与,缓解了制造企业的创新资源约束,促进了制造企业创新活动的财务资源与智力资源的配置力度;在作用路径上,创业投资通过加强股权制衡、参与董事会决策等中介路径,对激励制造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发挥了积极主义投资者的角色作用;那些所处环境具有高度动态性、市场竞争激烈、接受政府财税扶持较多的制造企业,.创业投资的创新资源支持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的决策参考和政策启示为:制造企业应主动进行对外融资营销、加强与专业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增强获取和配置创新资源力度;创业投资机构应切实秉持服务创新创业的使命,持续提升支持制造企业创新的专家赋能水准;政府职能主管部门应营造创业投资机构多样化、专业化和规范化运作的制度环境,引导创业投资更多地流入转型升级的制造企业.     

大股东、CEO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

选取2009—201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查薪酬激励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中介效应。Logit、Tobit模型与回归模型均发现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CEO薪酬激励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28%。CEO薪酬激励是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完全中介变量,CEO薪酬是国有企业样本的部分中介变量,其持股未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提升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水平是缓解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为治理"一股独大"提供经验证据与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