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对“追忆”之抒情方式的再发现

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重新阐释古典诗词时重新发现了"追忆"之抒情方式的魅力,是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而与此同时,他将这种抒情方式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中,追忆过去的爱情和青春,采用"化古"手法和对话体展开"追忆",形成了他对新诗自身创作经验的发现,促进了新诗建设。     

“雅言”传统的再发现与“新雅言”的建构

学界对“雅言”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学范畴,对其作为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的阐述尚付阙如。事实上,“雅言”不仅指涉语言学意义上的发音纯正,还涵括内容雅正、文辞典雅等丰赡的诗学内涵,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然而,“雅言”传统在新诗中屡遭破坏,导致新诗因语言俗化和口语化趋向愈益严峻而陷入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意识到“雅言”缺失的困境后重新发现了“雅言”传统,并倡导建构“新雅言”,从诗性、雅性、简约性、音乐性等方面重塑诗歌语言的独特汉语气质。这既是对古典诗传统中“雅言”传统的重启,亦是对“新雅言”进行建构的新尝试,已构成对新诗俗化倾向的一次纠偏,对当下及未来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试论《天生丽质》对古典诗美的建构

基于"古典理想之现代重建"的组诗《天生丽质》,融会中西、汲古润今,以现代汉语抒写出余味悠长的古典诗美,故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探析诗人在字构、句构、篇构上对古典诗美的建构艺术。     

对“传统教学”的再认识

本文对传统教学、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的代表理论进行了反思,并以之和现代教育理论相对比,对如何弘扬传统教学精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晚唐诗热”：1930年代新诗的独特现象

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涌现了一股“晚唐诗热”,构成当时新诗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一热潮的发生既表现在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琳等诗人对晚唐诗词的青睐、亲近程度,也表现在当时各种刊物、论著、文章对晚唐诗词的关注与推介热度,还表现在诗人们在大学课堂及教材中对晚唐诗词的重点推崇与理论阐释等方面。     

吸纳中华古典蕴,营造诗教“情感”场

中华古典诗歌是汉文化的瑰宝,以其情感细腻和意境之美而闻名于世,有着不可动摇的艺术地位。教师可通过知人论世、语词解码、熟读入境、掘源引水四个方面引导学生尽可能深刻地体味古诗所包含的情感意旨。     

江西建于唐代书院的“发现”、“再发现”、“新发现”

具有学校功能的书院,有"聚书"、"聚徒讲学"和"习礼"这三个"要件".乃古代"留意斯文之地方贤士大夫"所为的一种学校模式.其产生的年代曾长期有争议.建于唐代的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于二十多年前,在江西已发现有确实的证据.东佳书院(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史料的发现,已使书院起始于唐代成为中外教育史学界的共识,而后又发现了多处,如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施肩吾书院(石室书堂)、都官书堂等等.近年有人又提到了丰城的罗山书院、进贤的栖贤书院亦建于唐代,然而这两所书院当时(唐代)是否已具有学校性质尚待证实.     

“故都故都奈若何”：1930年代北平的现代主义诗歌

本文试图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并强调“北平现代主义”的意义,在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城市和作为国际性文学潮流的现代主义之间的重重张力中,探讨“北平现代主义”所蕴含的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通过对卞之琳、何其芳和林庚三位诗人的文本细读,考察他们在面对落后的都市现代性与严峻的政治危机时,如何以各自不同的美学形式,将他们独特的城市经验提升到现代性的强度和普遍性的高度上。结语部分则试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一步展开对“中国现代主义”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     

何其芳诗《秋天》中“清洌”的“洌”字乃“冽”之误

本文是关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课程教材研究所&;#183;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中第十四课何其芳短诗《秋天》中“清洌”的“洌”字用法的辩论。提出“‘清洌’的‘洌’字乃‘冽’字之误”的观点，通过论证，意在维护现代汉语规范用语的准则，避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错误。     

勾股定理教学实验研究——让学生真正经历勾股定理的“再发现”过程

勾股定理是数学中的重要定理,教学中要力求让学生进行自然合理的再发现活动,渗透数学文化.通过以下两项任务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活动:(1)用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纸片剪拼成一个大正方形;(2)用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纸片剪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让学生在类比任务(1)的基础上完成任务(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发现勾股定理.把这种教学方案与采用传说中的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理方法的教学方案进行教学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新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发现感更强,对发现过程的记忆效果更好.     

“第三个何其芳”:试论私人场域的何其芳形象——以书信、家信、日记为例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何其芳因其创作风格在前期和后期的反差太大而曾一度引发学界的讨论,出现了所谓的"何其芳现象"。在这场争论中,何其芳形象被划分为"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两种类型,本文试图从何其芳的个人书信、家信、日记等文献中,挖掘出"第三个何其芳"。在这些材料中所呈现的"第三个何其芳",既有他在文学史上以作家、学者、官员等身份出现的面貌,同时也显露出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等普通人的平凡一面,这是有别于"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的"第三个何其芳"。     

试论“诗教”传统的继承与演变——兼论“诗教”传统的当下意义

“诗教”传统由来已久,经历了数千年的承传和演变后,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君子儒”“诗教”重点在“以诗为教”,汉以后诗教的重点则向诗歌的欣赏和创作倾斜。“诗教”传统的延绵不绝使其成为国民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对中华民族人文品格影响深远,弘扬“诗教”对继承优秀文化基因有重要意义。     

对布鲁纳“发现教学法”的再认识

布鲁纳（J·S·Bruner，１９１５—一），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曾任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是当代认知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注重研究学习心理学问题，其学习理论是以学生的知识学习为研究对象，布鲁纳的学习理论，又叫认知、发现说。布鲁纳倡导的“发现学习”也就是“探究性学习”，是指以培养探究性思维方法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再发现”（因为学生所要学习的知识是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间接经验）进行学习的方法。用发现法进行的教学叫“发现教学”。以下将从实施要求、公认的优点以及被认为是缺点的表现三方面对…     

当反传统也成为传统——先锋诗的艺术嬗变

从七十年代后期至上世纪末，先锋诗经历了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到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等一系列巨大而繁富的变迁，构成了一个动态化的艺术序列，想要彻底地追根探源、廓清脉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现代评论的一个普遍的经验是当概括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描述的方式，就这个题目来讲，言说的方式也许恰好是一个可能的方式。     

海德格尔美学之思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再发现

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不仅对西方关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民族审美精神的理解。以海德格尔的精神实质为指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关学、为传统美学“去蔽”,实现当代中国美学在回归中超越。将会为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儒家诗教到"超功利说" --西方启蒙美学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矫正

中国传统美学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总是把审美与道德纠缠在一起。20世纪上半地，中国学从西方引进美学，形成了支撑美学学科的独立原则：“超功利性”和“形象的直觉”。这两个原则不仅支撑了中国独立的美学学科，把美从道德的纠缠下解放出来，而且承担了新化运动“借思想化以解决问题”的启蒙使命。     

对传统色彩学的再认识

色彩是一件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逼真地再现物象的色彩,表达物象的质感,已不是绘画中色彩的最高境界,色彩应具有充分的表现力和相对的独立性。     

诗、歌教学的新图景——传统“诗教”的现代解读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用诗歌来濡染、启迪、教育后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自从“以人为本”成为教育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和精神向标以来,“诗教”逐渐复苏。然而,内涵极为丰富的诗歌教学,被支离破碎的分析讲解、没完没了的重复性抄写,以及不求甚解的机械背诵所代替,在诗教大旗被高高举起的背后,却是诗情的消融,诗歌的凋零。     

1930年代“京派”美学追求的经济前提

1930年代＂京派＂虽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但有大体一致的美学追求,这种美学追求和他们当时的存在境遇密切相关,经济生活状况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教授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以学院为依托享有很高的薪金待遇,这种待遇不但在新教育体制中处于最高层,也与当时欧美的学院待遇相当;他们在1930年代北平社会中也处于＂贵族阶层＂,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优越的经济生活是＂京派＂的＂纯粹＂＂超越＂美学追求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