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犯罪预备的处罚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预备是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由于犯罪预备在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在我国的刑法中是采取总则的一般规定的方法，又是处于罪与非罪的关键点，其认定就有一定的重要性，同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实际问题。所以我国刑法中应增加对犯罪预备的形式规定，使犯罪预备的认定更具有合理性，这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避免司法惰性、司法擅断也具有一定意义。     

刑法谦抑精神的概念分析

刑法谦抑精神,是指贯穿整个刑事领域,国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的调控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刑法谦抑精神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刑法谦抑精神是贯穿整个刑事领域的一种基本精神。"刑事领域"一词在此处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动态的刑事活动,即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活动及刑罚执行过程中也应体现谦抑精神;其二是静态的刑事领域,此处静态的刑事领域主要是指现行刑法的规定。第二,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说刑法谦抑精神的主体主要是代表国家的刑事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刑事执法者。第三,刑法谦抑精神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控制刑法调控的范围、程度以及行刑人性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论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刑法边界——由“鸿茅药酒”事件引发的思考

在"鸿茅药酒"事件中,谭医生的行为不宜动用刑法手段予以规制,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制的前提与必要。在处理公民网络言论的刑法边界问题时,需考虑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一特殊要素,即认定言论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时,还需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进行合宪性考量,运用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原则指导与实践刑法解释,从而在互竞或冲突的解释中实现理性结论之证成。     

正当防卫案件"防卫性"的实务剖析

正当防卫中"防卫性"成立条件的具体认定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领域争论不休的焦点.本文结合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刑法制度的规定和多家专家学者的精辟阐述,尤其是紧密结合六起涉及到正当防卫问题的实际案例对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进行实务剖析和论证,并力图在法理和立法、司法特别是司法适用角度加以升华.     

司法中的宪法适用方式及其实证分析

宪法具有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双重属性,而其规范性、制度化、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可以在司法中予以适用。囿于现有政治体制的要求,合宪性解释成为宪法适用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合宪性解释是解释方法与解释材料的结合,而且现有制度并未明确排除宪法适用的可能性。通过相关司法解释及案例的佐证,最终明确司法适用中合宪性解释的可行性。     

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倡导——以刑事司法为分析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司法中,应坚持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从制度基础、法治进程及法官素养等层面看,司法能动主义不应过度提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意识形态应是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贯彻,需坚持几个规则:适用于法律疑难当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及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     

论违法性认识的立场定位(上)

违法性认识作为刑法学的基本问题,西方两大法系对其认识均经历了由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到近代以来的逐渐松动。我国则主要停留在理论讨论的层面,刑法并未对其进行规定。违法性认识作为犯罪故意的内容,其认识的含义应是违反法律规范或者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在司法实践中重视违法性认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梳理是该理论进入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前提。     

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及基本框架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包括宪法性规范和党章性规范。这两套规范依据之间既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适用顺位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由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构成。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审查标准和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应通过建立衔接联动机制来确保二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以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一性。     

推进宪法司法化进程条件分析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目前仍被排除在诉讼之外。推进宪法司法化的进程:要消解宪法司法化进程中的障碍因素,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和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权,肯定宪法基本权利对于第三人的效力。     

法条竞合“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之提倡——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法律适用采用"重法优于轻法",类似民法上的"向一般条款逃避"。从民刑比较而言,刑法的形式理性更高,刑法适用更应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从法律解释看,格式合同尚且作出对提供文本一方不利的解释,刑法犹如国家与国民订立的格式合同,亦应作出对国民有利的解释;从罪刑法定原则看,犯罪构成要件明确性要求刑法适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亦是明确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可见,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亦是刑法的适用铁则。为此,刑法立法上,普通法条应配置较轻的法定刑;司法上,应杜绝随意将普通法条扩大解释,严格普通法条的适用条件,即便例外适用"重法优于轻法",也应当以刑法的注意规定为限。     

刑法修改:从多变性转向稳定性

我国刑法12年间修正了8次,以为刑罚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和谐社会决定刑法修改的方向,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刑法修改的品质,立法技术决定刑法修改的科学性,民众的法律信仰和司法运行拷问刑法修改的效果。目前刑法修改模式仍为经验主义,刑法修改应逐步从多变性转向稳定性。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刑法中的“暴力”与“胁迫”手段

"暴力"和"胁迫"作为刑法中的重要犯罪手段,一直在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刑法分则中二者也经常同时出现,足见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比"暴力"来说,"胁迫"的内容更加广泛,即包括以暴力相威胁,还包括以揭发隐私、破坏名誉、对与被害人有特定关系的人进行伤害或者其他能够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的内容相威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手段也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造成巨大的困难。论文从"暴力"与"胁迫"的含义及特点入手,进一步分析我国刑法中对其的规定,并进行总结和分析,将二者进行区别。指出我国刑法中关于"暴力"和"胁迫"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对于以后司法实践的期待以及法律修改的意见。     

关于司法实践中自首认定的思考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特定情形,探讨自首的认定问题,克服在内容理解和适用方面产生的分歧,充分发挥其打击犯罪的作用。     

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刑法中的"公共安全"应界定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或特定的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安全和通信等其他法益的安全".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对解决刑法中"公共安全"规定的不明确、学理解释的不统一,以及完善立法、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假释不利于实际操作,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假释的比例过低。按照现代刑法理念,假释应被看作是法律赋予服刑人员的权利,并非是对服刑人员的恩赐。应当进一步完善假释适用条件,保障假释过程的公正,并建立健全相应保障制度,以利于服刑人员的早日复归社会。     

在我国设立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相协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住来中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不得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应在我国刑法中设置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     

论预备犯的处罚方法

本文企图从立法本身以及司法实践中分析我国刑法关于预备犯处罚方式的不足并且借鉴国外处罚预备犯之模式,探讨一种新的,力求行之有效的预备犯处罚方法。这是一种国际刑法界的基本走向之一,也是我国刑法改革中便于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假释不利于实际操作,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假释的比例过低。按照现代刑法理念,假释应被看作是法律赋予服刑人员的权利,并非是对服刑人员的恩赐。应当进一步完善假释适用条件,保障假释过程的公正,并建立健全相应保障制度,以利于服刑人员的早日复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