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文化下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表面上崇尚读书与知识的中国文化,在其内核中却有深厚的“反智”的一面。过分强调道德而忽略知识本身价值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反智文化的氛围中,很容易让自己背上沉重的原罪意识,从而使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运动的顺利发动得到解释。     

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原罪与赎罪意识

贵族地主阶级的荒淫、冷酷、不人道,是19世纪俄国社会之原罪,而贵族地主通过自身道德完善、爱人如己,则可赎回自身及本阶级的罪恶,这是托尔斯泰的原罪与赎罪意识,也是他一生痛苦的思想探索和精神内省的结果,并且贯穿其整个创作。原罪意识使他在创作中清醒、真实、不加粉饰地反映俄国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赎罪意识则是他对消除社会丑恶,实现理想社会的探索,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不可简单地否定。     

儒家忧患意识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优秀传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深远意识。忧患意识在历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现形态，从总体上考察，它虽有某些负面价值，甚至使许多人酿成悲剧，但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是主要的，它是鼓舞历代志士仁人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动力。继承，弘扬传统的忧患精神，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把东方化的群体意识与西方化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

五四“人的发现”之后，一些中国现代作家由对个体自我的自省自觉上升为对本阶级的理性观照，浓重的历史宿命式的“原罪”意识随之诞生。作家的“原罪”意识有一个较稳固的动态系统。其稳固性表现于，负载者的阶级构成一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构成一律是现代与传统的二重组合，精神构成一律具有清醒理智的自我意识，行为构成一律是苦难无奈的生命消耗。其动态性表现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其现实效应表现为，作家在对外在理念信仰痴迷与加固的基础上产生的真诚的嗜苦受难意识和梦幻般自我飞升的渴望，最终导致作品中知识青形象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中国现代作家的原罪”意识对其人民化、时代化进程是有益的。     

灵魂的忏悔与救赎——从周朴园的形象看曹禺作品的原罪意识

曹禺的戏剧创作与宗教的关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曹禺接受宗教的影响决不囿于某一具体宗教形态,他是一种泛宗教影响。原罪意识是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他在戏剧《雷雨》中不仅以艺术化的手法演绎了基督教文化的原罪理念,同时也将人性无法完全克服的根本弱点带入原罪意识中加以解剖,最终提出了人类灵魂拯救与自救的命题。     

刍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纵览中国从私有制产生起四千来年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21世纪产生私有制进入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期的“五四运动”；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三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远。这四个阶段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由遭受历代统治阶级压迫和驭用的黑暗时代，到奋起造反的革命时代，进入获得翻身解放的新纪元，最后迈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促进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自已的优良传统，自己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与时俱进，坚韧不拔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具有重大的作用。     

从维熙"大墙文学":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反思

从维熙的“大墙文学”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通过对1957年“反右”至“文革”的这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处境的描写,重新审视并反思了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这其中也包含着作家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经世致用"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本文从早期现代化的视角入手，探讨“经世致用”传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近代转型的关系，揭示了“经世致用”传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最初依据，是实现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重要的内在精神动力。     

永远的"哈姆莱特"--一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和思想特色

20世纪40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同于“七月”派诗人群体,有更多的“哈姆莱特气质”,这表现在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论文通过对他们的诗歌文本、诗歌理论与论辩文章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复杂的思想特色、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与矛盾彷惶的文化心态以及个体命运沉浮的必然性。     

论“罪”意识在悲剧中的演变

论述“罪”意识在不同历史时代悲剧中的深刻演变: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对生存自由的必然追求就决定了他们反抗命运的“罪恶”;莎士比来时代,悲剧中的人物受到惩罚则是由于他们自身对“善恶”的自由选择;易卜生以来的现代悲剧中的“罪”意识表现出对古希腊悲剧理念的复归与升华。阐释这种历史演变折射出的人类在宇宙中主体地位的变迁。说明悲剧艺术因此具有形而上的生存哲学的意义。     

巴金《随想录》原罪意识管窥

巴金创作的《随想录》,被称为是“一代知识分子觉醒和痛苦思考的结晶”,是一部原罪的大书。巴金原罪意识的形成与家庭出身、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思想及“文革”经历有关。他的原罪意识对于世人有着重要的借鉴和警醒意义。     

霍桑三部作品中"恶"之主题探析

霍桑的《红字》、《拉帕西尼的女儿》和《教长的黑面纱》这三部代表作品,执着于宗教意义上“恶”的观念,一方面他把“恶”当作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另一方面认为解决“恶”的途径是行善和自忏。     

传统文化与文学意识母题

从历史视域而言,文化是文学的上范畴。中国古代文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与影响,突出的体现于对文人创作审美态度情感倾向的左右和牵制,对他们精神意识的主导。导致文学作品中家园、生命、功名等意识母题的集中出现和差异性抒发表述。     

财富原罪观对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影响

章认为，财富原罪观不仅抑制了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兴趣和动机，妨碍了中国人科学精神的养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也压抑了中国人的人精神。章从中国人科学精神和人精神两个方面分析了财富原罪观的影响，认为财富原罪观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使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的科学精神不足，而人精神又具有一定的虚伪性。所以，要使中国人的精神（科学精神和人精神）得以充实和平衡，必须尽快消除财富原罪观的消极影响。     

叩问生态困境:“类本质”的遗忘与回归

当前,生态困境已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理性思考并合理化解生态难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困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同时更是一场人文困境和价值困境.遗忘了"类本质"的人类必然会以动物本能式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向自然开战,通过拓展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进而向人的生命"自由"之境提升,不仅能够推进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回归,同时也是对人类的最后的拯救.     

论霍桑的人性原罪思想在《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中的体现

霍桑是象征主义小说家的代表,在他的小说如《红字》、《教长的黑面纱》中,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来表达作者隐含的思想。基于此,通过分析霍桑的短篇小说《年轻的古德曼·布朗》中的三个主要象征符号——人名、粉红缎带和魔鬼的手杖,来展现作者所要揭示的人类原罪的主题思想。     

对戊戌文化现代意识的理性思考

戊戌文化是生存于维新变法时期,以维新文化为核心内容,以突出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可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产阶级文化萌芽性质的一种新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转型文化。作为转型文化,它的价值表现在: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完成了中国文化由传统的学术价值定位到社会政治价值定位的再造;采用激进的反传统手法,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推进中国新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但由于种种因素和原因,戊戌文化也存在着诸如粗陋与肤浅间杂、恋旧与求新并存、过重的尊君色彩等无法克服的缺憾。     

论"两课"教学中的忧患意识教育

领会十六大精神,在邓小平理论课中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圆"研究

圆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元范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与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及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与道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封建集权思想及儒家"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目的都有很大的关联。在文学实践中这种"圆意识""圆文化"凸出地表现为"月亮"意象和"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后者既有其民族性、大众化的一面又有其封闭性、保守化的一面。本文试图从文字溯源、生态文艺学、合成构词、人文内涵、文艺实践等角度立体展现"圆"的丰富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