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共同体重建——兼论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的具体矛盾与治理智慧

风险社会由现代性走向自反所导致,社会共同体异化与个体陷入生存困境是其突出问题。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域下,风险社会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及其全球扩张的结果,这一历史结果导致了"资本共同体"的统治,使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陷入异化困境,成为风险社会的根源和所要破解的基本矛盾。风险社会治理要求以超越资本主义为根本立场,重建现代社会共同体,重塑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共生性关系,以此作为应对风险的现实出路。中国社会共同体治理面临着传统性、现代性与未来性时空交叠的复杂矛盾,这要求在共同体重建与个体性重塑的双重任务中构建起社会主体成员的和谐共生关系,同时实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融合与辩证统一。     

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道德教育改革

随着社会治理模式从统治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治理模式的发展演进,学校道德教育功能也应发生变化,从体现"国家—个人"关系的一元维度转变为"国家—共同体—个人"的多元维度,从国家对个人的单一控制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力量、个体等多方力量的多元互动模式。学校道德教育模式也需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示范式榜样教育需代之以现代公民社会共同体精神的培育。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解读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揭示社会共同体及其与个体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与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为人们正确认识与把握共同体与人的发展提供宽广的理论视角,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演进提供科学指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社会共同体在逻辑前提、实现条件、价值旨归等方面具有一脉相承性,同时又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发展超越。     

阿格妮丝·赫勒未来社会共同体构想及其当代意义

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视角出发,赫勒揭示出阶级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分工造成日常生活异化,进而导致以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甚至人类生存危机为表征的整个社会异化。为克服社会异化,赫勒提出“未来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构想,旨在通过改变日常生活主体的态度、塑造个体的个性等手段来克服日常生活异化,实现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合流,从而构建起“未来社会共同体”。赫勒的“未来社会共同体”执着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塑造,是依靠人们自愿选择和共同努力构建起来的共同体,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统一的共同体,是为全人类存在的共同体家园。赫勒的“未来社会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其对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共同体意识的强调,为我们今天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颇多有价值的参照。     

共同价值观的三维审视——兼论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对国际社会建立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突破性意义。共同价值观体现人类文明自觉,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从生成维度看,共同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从意涵维度看,共同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延伸,也是超越西方价值论的价值体系;从价值维度看,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深入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体系,为辨清普世价值的虚伪本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世界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当代思考——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其何以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判世界发展趋势与中国改革转型世情国情基础上提出的全球价值观,也是马克思"联合人的共同体"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并详细论述了这一转化的实践过程。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彻底性、理论不能脱离利益、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为基本原则,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给补习“退热”: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

课外补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如何给补习"退热"成为国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内,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归纳出课外补习发展的成因:一是在传统育儿思想影响下,家长出现课外补习行为偏差;二是课外补习的市场化特征,迎合了家长的"应试"需求;三是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增强了家长对课外补习的依赖;四是政府治理权责模糊,成为课外补习发展的"政治资本"。我国课外补习治理的特征与问题是: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形式,缺乏其他利益主体协同参与的理念;以设置准入门槛为主要措施,但政策退热的方向有失偏颇;注重监管职责划分,缺乏问责机制的构建;增强学校主流教育竞争力,缺乏学校教育与补习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结合我国主要地区课外补习的治理成效与经验提出由以政策规范为主的"政府治理模式",向协同各方利益群体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形成涉及家长、学校、社区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课外补习治理的责任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以更加有效地实现课外补习治理的目标。     

中国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的国际法实践及其贡献

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全球贫困治理体系适用富国而不适合穷国,且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关制度以及全球法律话语权缺失严重。中国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利益考量,基于保障人权和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诉求,将自身发展融合到全球贫困治理的共生共融体系和进程中,合力建设发展共进、成果共享的美好世界。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减贫机制的落实和国际经贸法律规则的决策与制定,用实际行动推动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中国通过各种合作方式开展贫困治理,促进WTO体制内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开展,用实际行动助推国际法实践向发展合作方向演进。中国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现代国际法上国际合作的新形态,推动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创新了国际法的实施方式。     

中国《对外关系法》的全球治理观阐释

作为向世界充分展示新中国对外关系法治成果,实现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治体系系统集成的载体,中国《对外关系法》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于有着正确国际义利观的主权国家)贡献了一份国家调整对外关系的“示范法”。中国《对外关系法》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对我国的全球治理观予以明确表述,并且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参与全球治理确定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组成与权衡国际义利的考量要素。依据中国《对外关系法》,我国践行全球治理观需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三大目标任务,响应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具体落实五项重点建设任务,加强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配套与政治保障工作。     

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及其体系重塑

多边主义以多极关怀的价值目标、多层协同的行为主体、多元张力的治理机制、多样延展的问题领域、多重普惠的治理效果为基本特征,与全球教育治理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能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主要有工具取向、战略取向、制度取向和价值取向四种治理模式,它们相互补充,依次递进,但在全球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一定掣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教育治理需顺应国际权力集团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大势,深入分析全球教育变革的特征和趋势,以承认平等互惠的多元主体、塑造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开拓多样延展的问题场域、建立协商对话的多边机制、实现普惠共生的理想效果为愿景使命,在行动路径上不断顺应多极科学的多边主义战略发展观、坚持多元开放的多边主义协商对话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构建命运共同的多边主义基本价值观、深化精准定位的多边主义历史大局观,进而形塑全球教育治理制度秩序、实现全球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建设全球教育治理科学机制、革新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价值、深化全球教育治理发展格局,增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能力,切实提高全球教育治理的实效性。     

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下民众心理的变化

社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规划和整合。从传统社会至今,社会治理的手段既包括国家权力、法律,也包括传统的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民间知识规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而现在社会治理模式正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参与型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发生着变化,对社会治理、对政府权威从畏惧服从到热情信任。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影响着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而社会心理的变化又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稳定。     

当代中国世界观话语权的建构——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

受西方价值观强势渗透、西方势力恶意诋毁、对外传播能力缺失等因素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世界观主导话语权,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化解全球性问题、建构国际新秩序、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性价值观,它有助于我国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话语权。所以,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播中,建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世界观话语权,捍卫中国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