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企业的重要经济活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必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近十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因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风险.中国企业应在尊重当地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合理利用不同国家的资源优势,规避风险,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升级.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问题

在国家不断提升政策支持以及企业日益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之时,学界仍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观点各异.本文以我国国情为依据,在评价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应大规模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在投资主体结构、投资地区结构、投资行业结构以及投资方式结构等方面作适当调整和优化.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经济学领域理论及实证研究一直以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为主题.实践证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利也有弊,有利是指它可以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减少贸易摩擦,加大对贸易投资国的经济干预和控制,从而提高经济实力和经济话语权.弊端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贸易抵制,使国际投资产生动荡,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本文则试从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而探讨对外直接投资(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我国的贸易出口的作用和影响     

欧债危机下中国铜企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环境分析及启示

本文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根据国内外新形势,对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实事求是地揭示问题和矛盾,揭示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应有指导作用.     

信任的力量：东道国的信任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及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中的信任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东道国信任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因东道国的不同类别而具有异质性影响;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治理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的能力对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能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政策参考。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大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对外直接投资结构问题尤其突出。通过论述研究,旨在引起外贸部门等有关部门、企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问题的重视,为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参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在综述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各理论观点的同时，对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按不同行业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中国对待对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措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先简单介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然后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角度切入,通过分析1990-2014年我国经济、贸易、汇率等方面的数据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将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探讨我国经济状况、贸易状况、外汇储备、汇率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关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国内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对1982-2013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能产生较显著的创造效应,对出口的促进效应不太显著。     

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研究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的重点问题之一.安徽省作为"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就必须利用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找到合适的方向和路径.     

我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及对策分析

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尤其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始终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我国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正确分析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进而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分析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及区位选择上,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割裂开来单独分析。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进行产业选择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宏观影响因素和行业影响因素;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不同市场,中国应结合其不同区位特点和中国行业实际,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做出合理的产业选择。同时,我国不同的产业部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也应有所区别和侧重。     

广东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实证研究

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极为密切。以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基础,依据2003-2011年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投资相关数据,对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此定位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与思考

论文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已取得的成绩作以阐述和分析,并从跨国投资理论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南一南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投资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独特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对外直接投资道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GDP相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二十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析了其主要特征,并利用最近四年的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GDP的数据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并提出了对对外直接投资今后研究的展望。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后发优势探析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有两种优势可以利用,一是比较优势,另一种是后发优势。目前,学术界大多重视比较优势的作用,而对后发优势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价值缺乏深入探讨。后发优势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理论解说,可以弥补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新常态下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基于省内国企和私企的三维模型分析

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对浙江省企业微观截面数据进行Logit回归,深入分析了浙江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动机。旨在研究公司层面因素、产业层面因素和制度层面因素对不同所有权结构的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与目前流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反,发现浙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OFDI行为主要基于自身所有权优势,而非行业因素或者是制度因素,其行为可以用传统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解释。研究结果对“新常态”下推动浙江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以及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具有重要启示。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Heckman模型的实证分析

走出去战略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要素市场化进程较为滞后这一特征事实,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基于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利用MLE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越高;分内外资属性看,相对内资企业,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提高了三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分所有制性质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针对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与之相反;分地区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东部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分行业属性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则产生了不利影响。据此,需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视角分析

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必须以本国的产业基础为约束,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通过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优化,不仅有利于提升一国的产业整体素质,还有利于增强国家的产业优势.从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需求、要素需求和结构需求.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应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以充分发挥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重塑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重新布局,是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重塑,并非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重新配置,而是基于适度均衡化和差异化原则,通过不断改变投资增量的空间流向,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投资再布局。这一过程面临着地缘政治风险、东道国认知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文化差异风险等诸多风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缺位、管理制度不完善、对外投资环境研究不足等国内挑战。因此,中国应从强化官方及民间国际交流、推进投资当地化、完善法律体系、优化政策环境以及搭建信息平台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世界空间格局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