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激励政策加剧创新无效性吗?——来自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较少从创新效率的无效性角度关注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随着国家创新激励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强化政策实施精准性与有效性已成为提高企业创新系统整体效能的重要支点。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DEA两阶段模型从企业创新无效性的视角剖析典型创新激励政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无效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成熟期企业所受税收优惠、企业规模和员工人数都显著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回归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显著加剧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研发投入冗余,从而加剧了企业创新的无效性,但是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则无显著作用。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检验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企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权性质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无效性无显著作用,而对资源相对匮乏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行业技术水平方面,相比高技术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更易导致传统行业企业的创新无效性;行业类型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加剧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与成熟期的非制造业企业创新无效性。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创业板制造业、信息技术业上市企业实证分析

以9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2013-2015年为研究期间,其中制造业企业65家、信息技术业企业25家,基于这两个行业样本探究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梳理了政府税收优惠与创新绩效相关文献,然后结合已有研究提出文章假设,确定相关变量,运用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制造业企业,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信息技术业企业的影响更显著。     

政府支持对KIBS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政府和KIBS企业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可能影响,并使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和差分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KIBS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KIBS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公共信息服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但上述结果在统计上均不显著;政府补贴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公共信息服务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互补效应,其组合对KIBS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综合影响明显增强。     

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与合作者合作创新现状

作为创新推动者、传播者和发起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承担着企业服务创新合作者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企业中,与各种不同的主体进行创新合作,并与客户企业进行高度的互动。本文从KIBS与合作者的互动入手,基于中国KIBS合作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类型的现状调查,对KIBS与合作者合作创新进行分行业分析,由此深入探讨互动的作用和影响因素,从而为KIBS企业改善服务方式、提高创新效率提供了依据。     

政府支持路径对我国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不同政府支持路径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能够显著促进风电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且税收优惠促进效果优于政府补贴,而金融支持则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而金融支持的作用效果不受市场竞争程度影响。风电企业所在行业技术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越好,但对金融支持作用效果影响并不显著。     

税收优惠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研究——基于创新产出视角

农业企业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政府常用税收优惠政策来激励农业企业创新。为深度分析税收优惠政策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本文以2013—2017年我国55家农业上市企业275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创新产出视角,结合相关理论分析,运用计数模型（Count Model）对我国农业上市企业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发现：（1）优惠税率政策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均能显著提升农业企业的创新产出;（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种政策间是互补的;（3）农业企业规模、年龄、净资产收益率和研发人员占比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4）产权性质不同的农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也不同,总体而言对民营企业激励作用更佳。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业企业创新政策扶持的导向性和税制体系中不同税收优惠政策间的结构优化,并且要提高不同税收优惠政策间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政策的精准性。     

创新政策、企业家教育背景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现有研究注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集中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本研究将创新政策进行更细化的分类,以2009-2011年广东省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家人口特征中的教育背景,采用Hausman检验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展开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相关;政府补贴、金融支持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企业家教育背景对企业创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政府支持有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R&D效率吗?

根据2003年-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考察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对RD效率的影响,分析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地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RD效率,并且高技术企业自身RD投入、企业规模与地区因素会对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哪个更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通过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已经是各国政府所采用的普遍手段。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助、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政策均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总体而言,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优于政府补助。但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政府补助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与企业自主创新：融资约束的视角

企业自主创新同时受到融资约束和税收优惠的影响,以融资约束为视角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激励效应的影响,对于重新审视和完善创新领域中的税收优惠政策,缓解企业融资压力进而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潜能具有重要价值。以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困境,且存在明显的地区、所有制性质以及行业差异。双重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存在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的负效应会抵消甚至超过税收优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最终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难以产生预期的积极创新效应。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措施。     

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是解决创新的外部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有效激励机制。本文基于2015—2022年我国新三板挂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共5438个样本量,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围绕政府治理和企业治理两个层面,从地方财政压力和独立董事规模与股权集中度作为切入点,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提出假设并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地方财政压力和股权集中度会削弱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而独立董事规模会增强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层面出发提出了相关建议。     

创新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评估

关注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激励政策时有关补贴对象的异质性问题和不同政策对各项创新产出的不同效果，基于2015—2018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统计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企业规模、行业类型、高企类别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不同规模、行业、类别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研发投入强度、财务能力、新产品收入等创新质量产出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两类政策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作用效果较强，对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资产回报率的作用效果较弱；财政补贴对入库培育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负向作用；税收优惠对电子信息与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负向作用。基于此，建议广东省通过继续实施财政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等创新激励政策，关注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需求、促进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优，打造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生态链等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服务的激励效应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目前各个国家广泛用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针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基于2009-2012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统计数据与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问卷调查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对孵化器孵化服务的提供有正向激励作用。为了解决政策的内生性问题,建立了税收优惠与孵化服务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效果,孵化器的减税额每增加10%,其综合服务收入平均增加0.6%,孵化基金平均增加0.4%,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增加2人。这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支持和促进孵化器提升和改进孵化服务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吗?

旨在考察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采用2000-2012年我国28个制造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最优的政策力度门限区间内,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政策力度小于第一门限值时激励作用较为微弱,大于第二门限值则产生反效果。此外,较大的企业规模、较低的国有产权比例和较强的知识技术密集度均有利于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研发投资作用的发挥。     

顾企交互对KIBS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顾企交互对KIBS企业服务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但已有研究在深入揭示顾企交互对KIBS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作用机理方面还略显不足.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剖析了顾企交互提升KIBS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机制和路径.通过338份服务创新项目问卷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KIBS企业的顾企交互可以分解为结构（包括规则正式化与决策集体化）与过程（包括资源共享与任务协作）两大维度;知识整合在顾企交互的结构维与KIBS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在顾企交互的过程维与KIBS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只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是激励企业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文中以2016年我国526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激励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对激励企业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作用,但对科技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科技创新影响存在差异性:对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激励效果更加明显,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的激励作用有限。相关的改革建议是: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产出;结合地域特点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提升科技创新效率。     

公共政策对企业创新支持的绩效——基于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比较分析

政府公共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公共政策和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一直不乏“促进论”和“抑制论”的争论。现有文献还缺乏系统研究对此进行甄别。本文认为,政府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励具有差异性,从而无法简单归入“促进论”或“抑制论”。本文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26326家规模以上内资企业、2970家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3625家外资企业分析对象,通过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政府对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这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2）税收优惠政策对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创新活动增加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这是“促进论”中成本效应发挥的重要结果;（3）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研发强度与政府直接补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抑制论”中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使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了负面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各项公共政策中,应该以对内外资企业都统一的公平的税收优惠为主而减少直接补贴的使用;在利用直接补贴对企业研发提供支持时,应以对内资企业补贴为主,减少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直接补贴。     

政策支持、研究性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大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困境

大企业是中国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卡脖子”技术的主导力量，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延伸中国产业链与加大内循环、带动国内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测度了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指标，描述性统计发现：中国突破性创新主要由规模前25%的大企业引领，但大企业研究性投资强度较规模后75%的企业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政策支持、研究性投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只有研究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强度对规模前25%的大企业突破性创新影响效果显著为正，对后75%企业影响不显著，说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使命存在差异；政府R&D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直接作用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效果并不显著，揭示了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内生性；政府R&D补贴会促进前25%的大企业增加研究性投资规模，进而正向激励渐进性创新；对规模后75%的企业，政府R&D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利于企业增大研究性投资，但受研究能力的制约，只能显著促进渐进性创新。政策支持下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并没有开始从实验开发阶段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阶段的转型，这是制约大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