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构的文学本文——以《兵车行》为例解读杜诗的“诗”与“史”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誉为“诗史”，而杜诗中“诗”与“史”是什么关系?本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结合古今有关评论，认为杜诗的“史”是虚构(也即诗化)的历史，而“诗”又往往用“史笔”，在艺术思维中用“诗性”的艺术思维，三相结合，形成其“诗史”之表达形式。“诗史”与一般史书的不同，在于其虚构历史和诗性艺术思维，而与一般诗歌不同则在于其运用“史笔”与作表现出来的史识．     

"直寻"与"比兴":艺术理性对政治理性的反叛

魏晋时期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处于“自觉时代”的诗歌,既开启了“直寻”思维的新视域、新范式,又人为性的制度化、体制化了“比兴”艺术,形成两种不同质的艺术思维方法和诗歌种属。从思维特征看,前者属于非理性主义的直觉思维,而后者属于理性主义的直觉思维;从文本的内结构特征看,前者属于审美意象诗,而后者属于政治理念诗。尽管二者在审美形态上都有以象喻义的特点,但在审美感受上,依然显示出不同的志趣和尚好,体现着不同的审美观念与意识形态观念。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暗含着艺术理性对政治理性的抵制和批判,并且都以非对话的形式建构和完善自身。     

诗歌的音乐性

诗歌的音乐性即诗歌在语言和形式上所具有的跟音乐相同或相近的艺术特质,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诗歌语言和谐的韵律和鲜明的节奏,并通过声音直接诉诸于人的听觉以打动人心;在内质上,则体现为诗人情感的起伏和心灵的律动,是诗人情感、情绪的声音显现形式。诗歌的音乐性,首先应视之为诗的内在素质,是诗歌的灵魂,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因素。“诗言志”“诗缘情”,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诗歌必有与之俱来的音乐性,即诗歌的抒情性决定了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声律化的特点。我们知道,人们情感的抒发,要用一种既不是叙事也不是论说的抒情语体裁形式…     

论“诗是经验的传达”－中国现代诗学观探讨之一

“诗是经验的传达”是在中国现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本质观之一。其主要内容是：诗歌直接来源于人生的经验，经验的特性是私人化与个性化，诗歌经验中应当存在着很强的戏剧性因素，从生活经验到诗的经验有一个转化与消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九叶诗派诗人的诗观达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综合的更高阶段。     

体司诗情的切入点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人主观的感情是诗歌的本质、灵魂之所征。闻一多说：“诗是被热烈的感情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我国古代也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认为诗歌“吟咏性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产物。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还是写景咏物诗，都或浓或淡或隐或现地寄寓着诗人的主观感情，即使有理性色彩的哲理诗，也常以情促理，融理于情。所以，我们鉴赏诗歌，从本质上说就是体悟诗情。那么，从哪些方面切入呢?     

诗家语言与佛家语言

诗家语言追求“韵味”的审美传统是与佛家语言观的影响分不开的。作为中国化特有的现象．诗家语言向佛家语言的渗透，使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语言具有较强的审美意味，并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主要表现在诗偈与公案两个方面。而佛家“不在字、不离字”的语言观渗向诗歌，则奠定了古代中国诗歌语言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审美传统。“韵味”等传统诗学理论可谓诗禅表达方式的共通点在理论上的凝结。代表着传统诗歌的语言美学理论。     

现代诗学中的诗歌本质特征论

中国现代诗论中存在着许多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反映了现代诗人探索诗歌特性的各个侧面,主要有“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诗是经验的传达”和“以哲理做骨子”等五种命题。对这些诗歌本质论的清理与论述,对于现代诗学体系的建立和当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不无重要意义。     

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管窥

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揭示了诗歌的“自然之关”是一种“妙造自然”的美，并紧紧围绕着诗歌如何实现“妙造自然”的审美要求提出了“措意”、“作用”和“取境”等一系列重要的诗歌创作问题，从而使诗歌的“自然之关”与不可言表的“无为自然”区别开来，成了一个可以叙述言说的实在，也就把老庄“自然”的审美态度转化为一种诗歌自然美的理论。皎然“自然风流”诗美观念与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诗歌欣赏中的意象解读

诗是一种主情的文学样式，但诗情不是赤裸裸的、无所依凭的直接抒发，而是要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即意象来抒发。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因此，意象在诗歌的创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诗歌抒情写意的基本单元，是诗歌意境生成的重要手段。正是诗人寄意予象，以象尽意。才形成了诗歌优美的意境。正如闻一多所说，诗歌“如果只在感情的旋涡里沉浮着、旋转着，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的依皈的凭借．这样的诗，结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言之无物。”     

诗意离心灵有多远

诗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和优势。从“诗无邪”诗歌的本质探讨，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功能揭示；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广泛的受众基础，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教学方法的推介，无不体现诗歌对生活的深邃概括和诗教与时代的紧密结合，无不体现中华民族对诗歌的热爱与对诗教的推崇。     

论东晋兰亭诗的定位问题

东晋兰亭诗有着区别于山水诗和正宗玄言诗的不同特质。兰亭诗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中的一种变体玄言诗,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     

各美其美，蔚成大观——新时期以来甘肃诗坛概览

新时期以来,甘肃诗坛在“各美其美”、“和而不同”中迎来了今日的辉煌。李季、闻捷在甘肃工作,给甘肃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以来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次高潮,这是一次本土意义上的甘肃诗歌的崛起,在西部诗、乡土诗、多民族色彩等方面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诗人们坚持独立的审美追求,创作群体已经形成。甘肃日渐现出诗歌大省的气象。     

戴着镣铐的舞蹈——宋代游戏诗体在明清的新发展

宋代是一个＂以文字为诗＂的全新时代。集句诗、八音歌等杂体诗以及次韵等诗学游戏在宋代达到了高潮。在宋人开拓的诗戏疆域之内,明清文人进一步拓展并超越了宋人的某些成就,尤其在集句与戏曲的融合、八音体的双重限定与次韵形式的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清文人对演绎汉字诗意组合极致的强烈兴趣和高超能力。     

南朝陈诗三体说

南朝陈代的诗歌受人关注的主要是宫体诗，它是梁代宫体诗的延续，以赏玩的笔调表现女性生活，成为陈代诗歌中的一支。然而陈代还有山水诗、边塞诗，二疏离了宫体诗的风格，前步竟陵八友山水诗的后尘，更多承袭的是谢朓山水诗中清丽的风采，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齐、梁诗的风格；后出自以军乐为乐的风习，在对边塞生活的表现中，呈现出新的诗歌面貌，从而奠定了唐以后边塞诗的基本主题和风格。     

试论张祜咏史寓怀投献诸诗

一般的诗论家认为,中唐著名诗人张祜只是以宫词和山水寺庙题咏诗著称于世,其他的诗歌则少有价值。但通过对张祜诗集的全面爬梳,发现其咏史、寓怀、投献诸诗有济世报国、志趣高尚,关心国运、悲悯生民,讥刺奸邪、讴歌贤良的特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展示了诗人的思想与个性。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四个角度的完美结合——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刚刚在重庆出版发行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术作：它填补了地域新诗发展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的切入角度不同于一般诗史作：追寻重庆诗歌发展的民歌源头，追寻重庆诗歌发展的诗体建设。这两个特殊角度的思考和阐述，对于整个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日本诗话看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历时久远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从"尊唐绌宋"、为宋诗张目、以及"学唐"、"学宋"之争三个方面探讨了日本诗话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和思考,并就此问题,对中日两国诗话加以比较,发现日本诗话在吸收中国诗学观和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力图表现出日本本土化的特色。     

澳门新诗批评发展概貌

本文对澳门新诗评论作了综合论述,对澳门诗评家也作了详细介绍。     

试论明末《诗经》评点中的以诗评《诗》

以诗评诗是《诗经》评点中的常用手法,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以后世具体诗篇或诗句来阐发《诗经》中的诗篇或诗句,从而直观地揭示诗旨、品味意境、指出创作手法、并说明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试以所见明末诸家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之处作一粗略统计与论述,初步揭示《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