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博弈机制探析

农村土地制度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等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和组织,这决定了农地制度变迁是一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博弈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模式,取决于各利益群体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并且大都存在着能够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主导群体和组织。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合作化运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推行的强制性农地制度变迁,取得了显著不同的制度绩效。改革开放以来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多由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所首创,并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最终得以完成制度变迁过程。     

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现象分析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介入和干预紧密相关,但政府行为的介入和干预可能具有两重性.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现象已经说明了,地方政府既为民间力量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又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设置了障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制度平台,新一轮的制度变革和调整对政府行为的介入和干预也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经历了重建期、法制化时期、专门化时期等三个阶段,基本特征是:从中央政府为主向地方政府为主、从单一政府主体向多元主体转移;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为了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走向深入,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挥行业指导作用,增强企业主体动力,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     

分税制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分析

对分税制前财政制度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进行了博弈分析,从博弈论的角度理解财政体制变迁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历史变迁、制度逻辑与动力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探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制度变迁,为分析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变迁经历了探索与起步阶段、形成与发展阶段、完善与强化阶段。从结构观上看,国家宏大制度情境决定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制度选择,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制约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制度安排,制度与行为的互动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制度变迁;从历史观上看,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呈现强劲的路径依赖特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等三大主要行动主体之间利益的博弈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变迁的重要动力。     

中间扩散型: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新路径——以"独立学院"的产生为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管理权力的不断下移,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出现了新的变迁路径——中间扩散型。利益的驱动是它产生的基础,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实力跟权力中心进行博弈是其产生的保证。独立学院的产生正好解释了中间扩散型变迁路径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中运行的。     

政治文明:政府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制度变迁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法,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危机,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社会主义政治明是解决公共行政思想危机、推动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内在动力主要包括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政治明指导下,应该从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三个方面推动政府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视角下环保督察如何实现长效治理——以S市L江流域治理为例

为探讨地方在环保督察过程中由运动式治理向长效治理的转换,本文在文献梳理和研究基础上,阐述G省S市L江流域的案例经验逻辑,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从制度变迁的情境、关键节点、驱动力以及路径四方面探讨其制度变迁机制。研究发现,其治理过程以情境为依据,环保督察工作的开展是其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在督察压力的冲击下,地方政府在面对政治压力、舆论压力以及自身自驱力共同作用下,通过政策、行为的更新实现制度的变迁,最终完成运动式治理与长效治理的有效转换。     

多重制度逻辑下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分析

运用多重制度逻辑对高等教育结构变迁过程进行解读发现,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的四个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大学各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每一利益主体的行为都是其职责立场与自我利益立场在博弈与妥协中利益权衡的产物,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的问题主要源于部分利益主体的合谋行为。因此,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方向与路径主要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需要我们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认识每一行动主体的角色与作用,进而关注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内生性过程。     

文革前国务院机构变迁的新制度主义研究

国务院机构的创建与变迁,是整个中国机构发展历程的起点。试图以制度本身为核心分析变量,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早期变迁纳入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分析范式之中,检视中国国务院机构的创立、维持和变迁过程。分析得出,文革前国务院机构变迁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动的影响;是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力量此消彼长中进行的,其膨胀收缩与中央对地方政府高频率的权力收放相一致。因此,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体制创新过程中,应做好机构创新的目标设定、制度选择、路径确定以及制度治理以及制度激励工作;进一步突破路径闭锁,形成良性制度演进路径,创建“制度政府”。     

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我国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的转变,是政府自主地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种转变由来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社会转型的挑战的外在动力,以及源于地方政府自身完善的要求和公民社会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双重推动。文章试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从地方政府管理到地方治理转变的制度选择。     

以制度创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也关系到地方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好、维护好、发展好地方的公共利益。通过制度创新,是地方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弘扬价值科学创设是制度创新重点;扭住难点,进行制度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     

Reviews

This paper reports findings from an enthographic study of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n an Institute of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TAFE) in Victoria Australia.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s analysed as a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redesign and theorized in relation to recent debates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review distinguishes between hyperrational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redesign based upon assumptions about rational actors and their motivations and behaviour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redesign that sees purposeful institutional change achieved through processes of ‘institutional gardening’. The paper documents the way Australian governments have adopted hyperrational strategies aimed at chang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y reworking institutional rules that frame the day-to-day practices within particular organizations. Reworking these practices of organizing serves to steer change by restructuring and rearticulating relationships, practices and centres of power within organizations. Data drawn from interviews with the TAFE Institute Director, and various managers and teachers are used to track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teering in the TAFE Institute.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steering drives management steering in the TAFE Institute, creating new imperatives and work organization. Thes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re influenced by local conditions and management priorities. They also call forth counter-steering by teachers and managers as they attempt to deal with chang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hyperrational government steering drives towards probable educational futures but is also interrupted by counter-steering oriented to other values and priorities. While there are probable futures, there are also preferred futures to be willed for and worked for.     

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对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案例的解释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背景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过程。在政府组织内的决策团体主导的渐进改革中 ,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表现为决策团体与执行团体基于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之上的权力博弈。在这个理论视角下 ,本文解释了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案例 ,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若干结论和政策性建言。     

当前乡镇机构改革的问题与对策——以福建省为例

乡镇机构改革是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必要路径。在分析了当前乡镇改革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从福建省为例,剖析乡镇机构改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三个对策。     

中国地方大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兼议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和高等教育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第三级政府举办的地方大学在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大众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大学,地方大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利益相关各方博弈和学习的结果。     

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开展管理创新活动的角色、基本目标、管理创新动力及影响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试图寻求和我国地方政府相适应的管理创新途径,并对其实践活动提供更好地指引。     

东西部地区乡镇政府制度创新能力比较研究——以浙江新河、四川凤营为例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地方政府,乡镇政府的制度创新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东西部地区乡镇政府制度创新的现状进行了总体阐述,然后选取东西部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位于东南沿海的新河镇和民族地区的凤营乡,对新河的民主协商制度和凤营的民主选举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是提升乡镇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的前提要素;公民参与、尊重民意是提升乡镇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的力量源泉;完善制度、规范推广是提升乡镇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是提升乡镇政府制度创新能力的不竭动力等对策。     

转型期市场秩序制度变迁中的博弈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经营者在市场秩序中展开博弈。尽管初期三者博弈地位、博弈空间和信息占有不对等,但由于博弈因素会随着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变化,所以他们在围绕市场秩序制度变迁为主线的博弈中可以选择恰当策略,以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