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信仰与生活之间——读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

余欣<神道人心>一书徜徉于信仰与生活之间,从"民生"的角度对唐宋之际敦煌社会的宗教信仰做了有益的新探索,并在神灵系谱、居住与出行信仰的考察中开掘了另一层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使我们对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具体的理解;本书对"民生宗教"的理论思考及"民生宗教社会史"的初步构建,对于我们认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宗教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都很有启发.     

宋代临川晏氏考略

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且,社会风气发生了由魏晋"尚姓",即重视门弟,到宋代"尚官",即重视授官拜爵的转变,这影响了封建宗族制度的发展.本文以宋代临川晏氏家族的盛衰为个案,揭示了宋代的社会背景及其宗族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时代特征.     

试论"崇宁兴学"兴起的必然性

从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来看,北宋后期由蔡京所主持的"崇宁兴学"有其历史必然性.北宋长期以来的右文政策,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科举取士制度在北宋更趋完善,以学田制为核心的多种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更加成熟,雕版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兴盛以及北宋中期历次兴学已有的成就,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在教育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创新都为"崇宁兴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宋徽宗、蔡京等人借北宋后期加强思想专制的趋势,大兴党禁、打击异己,不自觉地促成了这种可能性向必然性的转化.     

从“5·12”抗震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协同合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以民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协同合作;而"以人为本"的共同理念,是这种协同合作的重要思想基础.从"5·12"抗震救灾过程中,可以看到在"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指导下,以民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在协助政府开展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四项重要的积极作用:即紧急出动救灾人员,提供细化多样的救灾服务,无偿提供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提供实时的信息交流与监督.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体现在准备、协调、持续性和约束性方面.政府对民间组织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应当转变以往的以管制为主的方式:应当提供激励和便利,减少障碍设置;予以引导,而不是强制命令;委托专项服务,而不是直接提供组织经费;提供法律约束和制度化监督,而不是行政化管制和心血来潮的审查.     

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的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权力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民间组织,民众自治组织中的有序流动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因而通过建立大社会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成为政党执政方式的一种重要选择。面对我国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的政府职能应该分离出来,由民间组织承接。培育各种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提高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发挥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已经成为信息技术时代执政党改革与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事项。     

试论唐宋之际游方道士入城

唐宋之际,游方道士大量进入城市,在地域的分布上,主要表现为江淮流域城市、岭南城市以及北方一些大城市。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宋之际城市数量的增多,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兴盛以及科举制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游方道士大量进入城市后,成为城市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重要依靠对象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民众的信仰更加多元化了,而道教也因此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世俗化的色彩更浓了。     

宋代军中的“债帅”

宋代军中将帅们奔竞于皇帝的"近习"、佞幸之间,谋求晋升高级军职,不惜举债以行贿,成为"债帅"。宋代"债帅"的产生及其晋升后反手私放军债等敛财活动,与唐宋变革时期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特别是高利贷盛行等有密切关系。"债帅"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历史阶段军政腐败的产物,又导致并加剧军政腐败,大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加剧了广大基层官兵的贫困。     

李师师故事的演变与古代青楼文化

李师师故事讲述北宋末年李师师与宋徽宗以及不同身份"第三人"之间的互动,体现出丰富生动的社会文化内涵。从宋至清,"第三人"形象发生较大变化,由宋代的文人士子,到元明之际的江湖好汉,再到清代的市井无赖,其中展现出青楼文化由强调节操义行到向世俗艳情转变的轨迹。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

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政府建立并主导的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与学校教育有别,是在城乡广泛设立的、面向基层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机关"。朱煜著《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一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成     

政府转型与民问组织的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权力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政府民间组织，民众自治组织中的有序流动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因而通过建立大社会实现执政党的执政意图，成为政党执政方式的一种重要选择。面对我国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的政府职能应该分离出来，由民间组织承接。培育各种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提高民众的组织化程度，发挥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已经成为信息技术时代执政党改革与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