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字的用弃看东晋南朝五言诗风的转变——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中心的个案探讨

虚字在诗歌中的运用,特别是在近体诗中的运用,受到诗人与评论家的关注.而虚字在五言诗运用之初,受到关注较少.陶渊明、谢灵运为东晋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处于五言诗风的转变时期.从两位诗人在虚字用法上的不同态度,可以讨论两者五言诗的区别,并以小窥大,看待东晋南朝之际五言诗风的转变问题.     

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

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加以分析论证，认为五言诗是汉代发展的主流；虞姬所作五言诗之说难以成立；秦嘉之妻徐淑所作《答秦嘉》一诗在形式上还不能算作五言诗，而是四言诗的延长或变种。     

南朝五言诗叠字研究

南朝五言诗中的叠字数量多且分布范围广，具有词义集中、表意丰富、音乐性强等特质，在丰富诗歌表现意蕴、增强诗歌节奏感与声情流畅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汉魏五言诗创作的重要标志，叠字的使用体现出南朝诗人对先秦诗歌、辞赋中词汇与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挥，也反映出南朝五言诗由古体向近体发展过程中的古律参差现象。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关于曹植五言诗的艺术成就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出的作家之一，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都要高于同时代人，尤其是其五言诗确有“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特点，本文拟就影响诗人作的精神气质和外在表现两方面来具体评析曹植五言诗的“慷慨”骨气和“华美”词采，以探求曹植对五言诗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论阮籍五言诗的成就

阮籍以其卓绝的创作成就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丰富了五言诗的情感世界;大量运用比兴象征,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刍论中古五言诗发展的四次转关

五言诗生成于汉代,其后历经了四次重要的转关。初次转关是建安时代,五言诗完成了体制的定型,并超越四言诗成为文人创作的首要诗体,中古诗歌进入了五言诗的极盛时代。第二次转关是晋宋之际,五言诗在此际开始生发古近之变,诗歌逐渐脱离敦厚浑朴之气,崇尚俳偶与雕琢,五言诗由是走上了偏重形式美的由古趋近的律化道路。初唐后期发生了第三次转关,五言近体完成了最后定型,并成为唐以后五言诗创作的主要体制。杜甫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对五言诗进行全面改造,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五言诗最后的重大转关。     

从《文心雕龙》《诗品》中分析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

《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它们是文论舞台上的双子星。两书作者刘勰和钟嵘都对四言诗和五言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钟嵘对五言诗很推崇,对四言诗却贬抑;刘勰则在叙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中着重讲了五言诗的发展。笔者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相关分析,可以初步观察到四言诗、五言诗的发展概况。     

钟嵘论建安文学

钟嵘《诗品》追溯了从汉魏到齐梁五言诗的兴衰,评论了这段时间的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其中,他对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五言诗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建安五言诗的评论也便是对建安文学的评论。研究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对建安文学的认识。     

试论五言诗起源于汉初

对五言诗的起源,历来争议很多,本文通过对五言诗的音节的考察并结合汉初史料,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汉初.     

东晋诗僧群的五言体写作与五言诗史的建构

东晋以来士人出家渐多,僧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出现于诗坛,形成了带有群体特点的诗歌创作风气。东晋僧诗几乎都为五言体,在东晋前中期四言体盛行、五言诗陷入低谷的背景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东晋诗僧群出自中下层家族,比较自然地继承了源自寒素阶层的汉魏五言诗传统,并进一步融合山水、佛理、仙道等内容,开启了晋宋五言诗新的风格,成为晋宋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士僧交往的深入,东晋诗僧群以其五言诗创作实绩,改变了士人以五言为俗体的观念,重新开启了五言诗创作风潮,具有建构五言诗史的意义。在以玄言诗为主流的东晋诗史之外,重新探讨被忽视和遮蔽的东晋诗僧群的五言诗写作实践与诗史功绩,有助于揭开晋宋诗歌史的真相及其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