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朝诗集小传》看钱谦益的隐曲心志——以七子派四大代表人物为对象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体现出他对明代诗坛的文学批评主张。学界历来认为,他对以前后七子及末流为代表的明代复古派的评价显得偏激主观、矫枉过正。本文则以七子派的四大代表人物（李梦阳、李攀龙、何景明、王世贞）为对象,探寻钱民对其差异性品评后的隐曲心志,以期更深入地推进钱谦益的相关研究。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汉武帝人才政策述论

汉武帝为适应形势对人才的需要 ,制定了选才育才的制度 ,增多了选才的途径 ,扩大了选才的范围 ,实行察举与自荐、选拔与培养 ,上诏与下举的结合 ,坚持量材而受官、禄德而定位的用人原则 ,知人善任 ,赏罚分明。对当朝及后世有重大影响。     

“汉武乃立乐府”考

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乐府二署。太乐主管宗庙之乐，隶属奉常(太常)，汉初即已设立；乐府主管郊祀之乐，隶属少府，系武帝时所置。《史记》、《汉书》有关武帝以前“乐府”活动的记载均系泛指，实际上它们均是指太乐而言的。虽然“乐府”之名秦时已有，但西汉乐府为武帝所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事。     

董仲舒荣辱思想探微

董仲舒“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对于汉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的作用。董仲舒的荣辱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如何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离不开对董仲舒荣辱思想的探讨。     

论汉武帝《景星》及其文学史意义

本文运用文献考据法对汉武帝《景星》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认为《景星》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和《宝鼎》是同一首歌诗；《景星》的主旨不是游仙，而是借颂祥瑞祈求平息水患以获丰年，反映了汉武帝对民生的关注。《景星》在内容、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以往祀神诗的陈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汉武帝和后妃的情感悲歌

汉武帝和陈皇后、卫皇后、李夫人以及钩弋夫人都有过缠绵的感情,可是都以悲剧告终。陈皇后先是失宠,继而被废,郁郁而终;卫皇后因巫蛊事件被废,自杀;李夫人因病早逝,让武帝思念不已;钩弋夫人因为可能危及皇权而被武帝处死。帝王和后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功利性、政治问题以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感情上的结局,因此,汉武帝和后妃的情感故事堪称是一曲哀婉的悲歌。     

论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的发展走向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指的是中国现代以来有着隐逸倾向的作家创造出的文学形态,是中国隐逸文学的一部分。中国隐逸文学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然萌发到魏晋南北朝时的超脱发展,从唐宋时期的自由成熟再到明清时的苦涩衰落,从1930年现代“隐逸派”文学的空前发达到1990年代的当代隐逸新风,中国隐逸文学呈曲线运动向前发展。通过对上个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和现代隐逸新形式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的发展走向呈现趋俗化和多元化态势。     

试析王栋的文学观

王栋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有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有丰富的文学理论。王栋一心以传道者自任，主张文艺为改造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教育服务。在道德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王栋主张缓急有序，道德为先；在诗歌的表情表意问题上，王栋主张诗以表理，以意为主；在写作态度和风格问题上，王栋强调真实自然，提倡诗歌自然地从心中流出。     

试论先秦文学中隐士意象的文化意蕴

隐士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原型意象,肇端于先秦。其主要意蕴一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表现出蔑视君主权威的文化人格;二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强烈怀疑精神,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任性狂诞的文化人格;三是返璞归真、顺适自然的生活方式,表现为恬淡悠闲,自甘清贫物质生活态度和对栖岩滨水、寄情林泉生活的追求。这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隐士意象内涵的基本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