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几个问题

所谓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意图流通而非法持有或者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持有、使用假币行为只有在不能查明所持有假币的真实来源与用途时，才能独立成罪。在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下，非法持有假币行为只是其他有关犯罪的伴随行为，非法使用假币行为只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或目的，均不再单独成罪，对行为人只按其他有关犯罪定罪处罚。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主观方面探析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是刑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我国目前《刑法》第177条作了简单的立法规定,是指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及其他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以及伪造信用卡的行为。而关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否以使用为目的,学者对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合司法实践,拟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期对理解和运用该罪名有所裨益。     

变造货币罪应纳入伪造货币罪范畴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是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也不同,通过对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比较和分析,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打击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宜规定为同类犯罪,适用相同的量刑幅度。     

论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之故意

我国《刑法》对国家重点保护的树木设置了单独罪名,体现了刑法领域对重点保护森林的保护。正是由于重点保护植物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司法机关对行为人主观认定难,裁判结果出现争议,司法公正性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从现实案例出发,以分析现行刑法中对故意的规定为基础,提出当行为人知道或者很有可能知道自己实施的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期望或者放任这种行为的产生,主观上就构成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伪造货币罪反思与重构——以法益为视角

基于《刑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对伪造货币罪现状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伪造货币罪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伪造货币罪保护法益、法益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伪造货币罪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等角度出发,提出了伪造货币罪保护法益为货币的公共信用,主观构成要件以"意图流通"为必要,以期进一步明确伪造货币罪犯罪构成要件,界定罪与非罪.     

复制"柴油票"罪与非罪分析

王某复印16张假柴油票。办案人员存在伪造印章罪、伪造有价票证罪、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犯罪四种意见。王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圃体印章罪。这类案件违反的是“临时保障制度”,打击该类犯罪对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市场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冒名顶替罪实行行为的法教义学解读

当前冒名顶替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原因在于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具有局限性与片面性，因此对该罪名进行刑法教义学层面的讨论尤为必要。冒名顶替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平与公民个人发展权。行为人盗用、冒用他人“身份”以实现其参与利益分配的目的。冒名顶替行为具有持续性，因此冒名顶替罪属于继续犯，应从行为人冒名顶替行为被社会公众知晓起开始计算本罪的追诉时效。     

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中醉驾者的主观罪过分析

危险驾驶罪是以故意为主观方面要件的犯罪,醉酒驾车构成该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与醉酒驾车行为相伴而生的危险结果具有故意心态。醉酒驾车案件中,行为人对危险结果具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认为行为人已经完成了这一预见。进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应当成为醉驾者免责的唯一的主观方面的事由。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根据行为和事实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准确认定,以实现危险驾驶罪司法认定的主客观相统一。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若干问题探讨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因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文章论述了构成该罪的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如本罪主体不应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企业或公司以及国家与外商合作、合资经营公司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内，同时对“严重不负责任”、“重大损失”的内涵界定进行了有益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谈增设伪造、变造、篡改法律、法规、司法文书罪的可行性

有的人和单位，伪造、变造、篡改法律、法规、司法文书的行为，在社会上已造成恶劣影响。由于我国刑法采取罪行法定主义，而刑法没有相应的条款，给以定罪量刑，使他们逍遥法外，得不到法律的严惩。为此，有必要增设此罪。     

证券发行监管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证券发行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的第一道闸门,证券发行监管的效果将直接影响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和稳定,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我们必须从源头上把好关。以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为依据,对证券发行监管进行分析有其必要性。     

单位与其内部成员共同经济犯罪研究

在经济犯罪领域,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基于自然人的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单位与单位外自然人和单位与其内部成员两种。对于前者成立共同犯罪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后者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能够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鉴于刑法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犯罪的数额标准规定不一致,适用何种标准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而对于单位内部成员来说,虽然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是共同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成为对其进行并罚的理由。     

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而承担的特殊侵权责任,适用证券侵权行为的一般理论。我国证券立法在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损害赔偿范围等实体法律制度上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论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刑事责任承担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是指在武装冲突的场合下发生的所有的具有性侵害性质的行为。当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构成国际犯罪时,犯罪行为人要承担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个人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分为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和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单独或共同实施构成国际犯罪的性暴力所应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间接的个人刑事责任则是指国家或国家机关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以及团体或组织的负责人指挥、命令他人实施国际犯罪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当个人实施的性暴力行为属于“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时,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因此国家要承担国际责任。物质和精神赔偿是国家承担责任对妇女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     

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障碍及其消除

我国实施资产证券化存在着许多障碍: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配套;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差;会计准则缺乏;税收负担过重等.我国应制订、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合理降低税负,完善会计准则和制度,为资产证券化的实施创造条件.     

关于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思考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盘活流动性较差资产的一种金融创新,对推动我国经济建设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日趋明显。面对我国市场组织和需求的现状,只有加强基本市场面的支撑、健全法规体系、组建特设载体和信息披露来推进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涉嫌犯罪人身份的确立

犯罪嫌疑人与被怀疑有犯罪嫌疑的人之间存在区别。对于犯罪的"初查对象"现行法律未给予相应的名称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实务中也有扩大化的趋势,造成立案的随意,使"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强制措施"的滥用,造成了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错用。犯罪嫌疑人的称呼与现阶段刑事案件的立案审批相配套,涉嫌犯罪人身份的确立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参考价值。改称涉嫌犯罪人有利于保障涉嫌刑事追诉程序中的人的权益,具有时代意义,是无罪推定原则精神之体现。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分析

本文从介绍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入手,对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作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政府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分析了该模式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在相关条件成熟后,应以政府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推广该业务,并就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提出几点个人建议。     

票据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探讨

由于我国《票据法》第12条关于票据善意取得的规定过于笼统，实务中对于票据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试图就票据善意取得适用范围方面三个突出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结论：在让与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权代理人、在以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无记名支票、在票据背书不连续但有其他合法证明的三种情况下可以成立票据善意取得。     

中国古代妇女缘坐及刑罚

缘坐,是中国古代因一人犯罪而株连其亲属和家属的制度,是一种基于家族血缘关系而产生连带责任的刑罚制度。缘坐主要适用于谋反、谋叛、大逆不道等危害皇权的重大犯罪。因家族中有父兄犯罪,祖母、母亲、妻子、女儿、姊妹也要受到株连,特别是出嫁女即要受到父亲家族的缘坐,还要受到丈夫家族的缘坐,是"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对妇女缘坐的刑罚有弃市(死刑)、没官(收为官奴婢)、给功臣家为奴、流三千里等。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妇女缘坐范围有逐步缩小、处罚逐步减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