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创作语言的异化

从胡适开始对新诗的尝试,新诗创作就在文学的历史舞台上拉开了它的第一幕。尔后,郭沫若、朱自清、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战将们都开始了新诗的实践。在传统古体诗词的笼罩下,在众人的不理解之下,他们开始了艰难而又曲折的新诗历程的寻找与探索。     

论闻一多对新诗及新诗语言的贡献

闻一多提出新诗的"三美"和新诗格律的"三原则"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扭转新诗散文化偏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闻一多的新诗语言源于当时的白话、口语但又经过了诗性规范,提升到了艺术的理想领域,他以自己的新诗创作实践为新诗语言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舒婷的诗歌语言学实证分析

舒婷是朦胧诗创作的核心人物之一。诗歌语言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文学和诗歌语言的话题更为郑重地进入了人们地视野。人们开始认识到,正是语言的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诗歌的面貌。通过对舒婷诗歌的实证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它的语言体系的现代性,从而感受它在思想上的现代性,正是这种语言本体层面上的提升奠定了新诗新的审美原则,使新诗得到了又一次诗体解放。     

戴着镣铐的前行——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从有着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发展而来的,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延缓了新诗的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新后,诗界开始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求出路。20世纪后期诗歌回归其本质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探寻。     

论郑敏的新诗语言观

郑敏以诗人和学者的双重目光透视百年新诗,发现影响新诗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她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多方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一方面,她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启发,结合自己的写诗体验,提出了自己的新诗语言观:新诗语言应当是一种发自诗人生命内部的、富有生命感的语言;诗人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浮躁喧嚣的语言,追求语言的质朴、深沉和玄远;诗歌语言不应当过分透明,而应当是半透明的。另一方面,她从西方回首东方,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启示,认为新诗应当找回古典诗词在语言上的"文"性特征,增强新诗的含蓄性;应当借鉴古典诗词在语言表达上的各种特长,增强新诗的艺术魅力;应当继承中国古典诗语的音乐性传统,增强新诗的音乐美。     

言文互动:中国百年新诗的流变

自“五四”时期新诗诞生之始,它的语言问题就进入创作者与研究者的视野。没有语育上的彻底颠覆,“五四”新诗运动就难逃晚清“诗界革命”失败的厄运,更不会有其后百年来新诗的繁荣局面。在新诗确立之后,它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是双向互动的,即“言文互动”。新诗语言上的发展主要受到“欧化”语言、古典语言和大众口语这三重因素的作用。     

当代诗歌语言:渐入生命主体的求索

新诗在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中,一直在寻找超越传统诗歌的可能。现代诗不仅没有找到诗歌真正的主体,反而因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而使诗意了无。新时期的诗人们出于个体意识的自觉,开始有意关注生命和语言问题,对生命还原和语言还原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现代诗语的发生与完善

语言与诗体的关系是新诗研究的基本问题。五四新诗运动确立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它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是早期的新诗诗语是不完善的,因此新诗发生以后我国诗人就踏上完善诗语的建设道路。其路径是完善诗语的大众口语方向、完善诗语的欧化语言方向和完善诗语的传统韵语方向。解决诗语与诗律的关系问题是诗语建设的关键,由于建构新诗韵律节奏的困难,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试论旧体词曲与新文学诗歌创作的关系

词曲与新诗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胡适、陈独秀等人通过词曲价值的重新评估，为文学革命树立了样本；二是胡适、沈尹默、刘大白、刘半农等人的新诗创作，在体裁、语言乃至题材、意境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词曲，推动了自己的艺术创造，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词典的影响因时因人而异，而且与民歌、外国诗歌的影响交替或共同发挥作用。     

语言、意象与结构——论新诗批评的三项基本法则

关于新诗的批评法则或是标准,其实难以设定,尤其是各个批评者的美学观念与新诗形式的认定有其概念的差异,所以无论哪个学者设定了多少分辨新诗优劣的检验方式,在另一些相异美学思维的学者看来,或许只是一种不值一哂或是完全谬误的批评标准。然而,难道没有可以较为标准规范化的批评准则吗？难道就因为诗评家与诗人各自美学观之差异,就无法分辨诗歌创作的优劣吗？文章认为依旧可以提炼出三个方向来建构新诗批评的基本理论,并奠定新诗批评的基本方向：语言、意象与结构。     

当前中学新诗教学的几个问题——访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教授

社会上屡有声音批评中小学新诗教学不能与新诗发展现状相配,教师讲解分析新诗的方法也屡遭质疑．而高考作文对诗歌的排斥更让人感到新诗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虽然近年来,诗歌界人士开始参与中学诗歌教材的编写,但是在教学中,新诗受重视的程度仍然不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教授对此进行了剖析。     

试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阐释问题

相比之于旧体诗,新诗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和方法。但是对于新诗的阐释是强调它的时代背景还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抑或是用新的阐释方法去解读,本文将进行简单的阐述。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中国当代诗歌语言小议

中国当代诗歌是＂新诗＂,是不同于古代的＂骚体＂、五言绝句、七言律诗等诗体的白话诗,但是,无论怎么样,＂新诗＂的语言对于新诗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诗歌中,语言担负着承载可言说的意义和不可言说的意象等根本任务,语言的运用方式在诗歌中尤为重要。正因为语言的工具作用和对意蕴的文本表达等作用的矛盾在诗歌这一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诗歌的语言表达对于研究语言学中的某些现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实例论述了诗歌中的语言运用。     

域外现代诗译介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该研究从百年新诗发生学的视角入手,考察了中国早期新诗接受域外诗歌影响的基本途径,探讨了域外诗歌及其翻译究竟怎样影响中国新诗的发生,指出域外现代诗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新诗发生提供了现实资源,域外现代诗的广泛译介为中国新诗发生提供了现实基础,而域外现代诗的创译和模仿则为中国新诗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在如此特殊背景下,中国新诗的发生就开始汇入世界诗歌发展的大潮,成为至今尚未定型的中国新诗。     

从诗歌语言看新生代对朦胧诗的反叛

新生代诗歌以反叛朦胧诗的姿态登上中国诗坛。在不同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下,新生代诗人采用能指回归、口语化、叙事化三种诗歌语言策略,来反叛朦胧诗所指扩大化、抒情化、技巧化、贵族气十足的诗歌语言。新生代诗人的反叛,客观上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并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戴望舒新诗语言与古典文化的互文性

戴望舒作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除了把西方的诗艺注入自己的新诗创作中外,还很重视古典文化对新诗写作的影响。戴望舒的新诗语言与古典文化具有很高的互文性,通过化用和用典两种形式使新诗文本语言与古典文化间产生互文关系。     

朱光潜诗学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朱光潜诗学对中国新诗建构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朱光潜认为新诗的问题：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不同,是视野、感觉方式和想象方式的差异等更为内在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深入考察了构成诗歌“宇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抓住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梳理诗歌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区别,并从其音与义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这个诗歌体系,不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而且有相当的历史感,其中西汇通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堪称诗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朱光潜的诗学超越了“局内人”的视野,从学理上回应了中国新诗变革中许多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论徐志摩诗歌对格律和理性的追求——以徐诗受到反对新诗者的认可为切入点

徐志摩的诗歌在诗形上追求格律,融整齐和自由于一体,在诗情上用理性节制情感,融含蓄和奔放于一体。这种中和之美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不但受到倡导新诗者的称赞,也获得了反对新诗者的认可,从而树立了新诗的典范,使新诗开始走向规范化的创作道路。     

聚焦中国当下新诗论争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新诗开始遭遇危机,逐渐失去市场,日趋边缘化了。人们苦苦思索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十几年来论争不断。文章围绕着对待传统新诗是要继承还是革命、诗与非诗、自由诗与现代格律诗、下半身写作、网络诗等几个当下最为引人注目的论争展开论述,以供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