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自然哲学与神学的互动刍议

中世纪并非黑暗,中世纪的科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冲突,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深刻的相通之处。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与神学相互渗透和影响:一方面,自然哲学家们可以一般地援引上帝的绝对能力,超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对《圣经》以及其他神学著作的评注需要大量运用自然哲学知识,中世纪晚期自然哲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技巧被大量运用于与创世无关的神学问题。基督教与近代科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为近代科学开辟了道路。     

哲学在中世纪的存在与发展及其现代科学意义

在中世纪,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哲学融于基督教神学又与之分离的过程,也是经验精神觉醒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哲学重获独立,同时经验精神完全确立,理性从神学转向自然。重获独立的哲学经过基督教神学的重铸,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获得了经验精神,形成近代自然哲学,为近代科学的形成奠定了直接基础,开辟了中世纪通向近现代的精神之路。     

生物演进动力之源

前言科学的发展,使很多自然现象得到了可为人类接受的解释,但对科学未能完全论证的东西,往往应用"人创之神"看作是万能的创世主,这样一来,既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也陷入了最终为"不可知论"的     

简论近代经验信念的确立

近代科学赖以生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近代经验信念"只有在具有经验确定性的个别感性物中才能认识一般性的自然秩序.这一信念是在"基督教的中世纪"确立起来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从未否定个别感性物的存在及感觉经验的确定性,而且他们始终力图依据感觉经验和个别感性物确证其教义和信仰,最终使理性从宗教信仰转向经验个别物.同时,神学家们还为经验信念的确立提供了宗教根据、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这整个过程中,基督教信仰始终发挥着根本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人文向度——兼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是否阻碍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文章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对知识的定位、运动观、时空观、宇宙论等几个方面,通过与近代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对比,说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关注的是较经验科学更为基础的问题并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因素,这种思考自然的方式对于现代人意义重大。只有在他的自然哲学被"降格"到经验科学层面时,才会阻碍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科学的积极作用

以往学界在论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关系时,尽管大多持批判性立场和否定性观点,但事实上除了起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以外,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生成、发展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督教与科学在自然观上存在着学理的一致性;二是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的存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为科学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助力。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理性方法及其科学意义

要理解近代科学的生发和近代社会的到来,就要认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理性方法,包括论辩推理、辩证法和证明推理。这些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论证基督教信仰,集中体现了中世纪精神的理性方面,是沟通基督教的中世纪和科学的近代的精神桥梁,为近代科学确立起理性标准和活动准则,并在揭示了自身和理性的局限的同时,促使理性转向自然,为近代科学找到了真正的研究领域,为中世纪通向近代开辟了道路。     

西方近代早期物理学的源起：一个比较科学与文化的观点

中西对自然有不同取向,始自不同的质性自然哲学或物理见解。关于科学革命为何发生于西欧而不在中国,过去已有不少讨论。本文拟从比较中西科学与文化的观点,并通过陈方正和库恩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与科学革命的看法,来看人类是如何由古代从偏向质性的自然哲学讨论,通过其间大学与基督宗教产生的影响,使西方近代早期物理学数理化,在科学革命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科学的积极作用

以往学界在论及基督教与科学之间关系时,尽管大多持批判性立场和否定性观点,但事实上除了起消极阻碍作用的一面以外,基督教对近代科学的生成、发展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一面.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督教与科学在自然观上存在着学理的一致性;二是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的存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为科学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助力.     

洋务运动对近代国人科技意识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领先于世界,但到了近代,由于闭关锁国等政策的影响,中国的科技水平停滞在了古代自然哲学的形态。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存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抵御外侮,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清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内部改革,即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使封闭已久的中国迎来了现代科技文明的新鲜气息。洋务运动不仅在技术层面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也在思想意识层面对中国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深刻影响:洋务派由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到自编科技期刊,由依赖传教士被动接受西学到主动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由自办新式学堂到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虽然洋务运动未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却打开了中国近代科技意识乃至社会价值观的启蒙之门。     

西方近代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文化因素

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后的16世纪,发源地是意大利,奠基者是哥白尼、达·芬奇、培根、伽利略等人。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其在此后的迅猛发展有其文化方面的必然性,这些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古希腊深厚的自然哲学思想,文艺复兴运动中被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想所导致的实验方法的诞生及其普遍运用,基督教鼓励信徒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传统。     

对古代印度是否有科学问题的思考──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思是“认识”或“知识”。实际在西方一些国家，Ciencia一词也用来表示近代科学。不管怎样，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们把科学看作是自然哲学。牛顿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把一些惊人见解如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收入书中，这本巨著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无庸置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科学显示出人类强有力的智力活动，这主要归因于科学的方法论、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同时科学不分地域、信仰及文化特性的哲学使其具有普适性。科学成为了解自然和获取自然物质回馈的有利工具。但…     

近代早期学者-工匠问题的编史学考察

学者-工匠问题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技术史和科学革命无法绕开的史学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旨在揭示这一时期学者和工匠如何相互借鉴、吸收、融合,并且解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新科学的产生。在齐尔塞尔看来,近代科学中新兴的科学家群体是学者和工匠融合的标志,二者在此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对工匠的实验、量化方法和因果思维的吸收是新科学得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潘诺夫斯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最主要特征体现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之间广泛的交流合作引发了视觉表现技术方面的革命,成为近代科学诞生不可或缺的一环。霍尔认为,科学革命本质上是对中世纪自然哲学问题的全新解答,始终没有超出学术思想内部,学者自觉吸收了部分工匠传统中的问题和方法,但其价值非常有限,科学革命时期学者和工匠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动关系。帕梅拉·隆利用交易地带的概念超越了学者-工匠简单的二元划分,所谓交易地带旨在描述15—16世纪存在于欧洲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群在某个现实或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复杂的知识和技能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工匠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经验研究得到重视,交易地带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土壤。     

未完成的"齐尔塞尔论题"

齐尔塞尔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与他相连的"齐尔塞尔论题"既引人深思,又常引发争议。齐尔塞尔声称,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而近代早期科学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兴起的。本文从现有资料出发,介绍了齐尔塞尔作为边缘人的独特经历,分析了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大计划之特例的"齐尔塞尔论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与李约瑟及"李约瑟难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了其可能的缺陷及影响。     

从古希腊到近代早期力学含义的演变

"力学"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本文详细讨论了"力学"含义的历史演变:它在古希腊是一门研究机械的学科,实现的是似乎违背自然的结果;到中世纪体现为所谓的"机械技艺";到文艺复兴时期提升为一门介于数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中间科学",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界限被打破,力学与物理学的界限被模糊;到近代最终发展成一门研究运动的学科,与物理学合为一体。     

牺牲、重生与救赎——解读《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中的基督教教义

英国小说家C.S.路易斯（C.S.Lewis）的经典奇幻小说《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为英美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后,随即掀起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学的阅读狂潮。即便到了21世纪,其魅力随着纳尼亚传奇系列电影的发行和上映有增无减。除去小说本身的富于想象力的文学魅力不说,笔者认为《纳尼亚传奇》不仅仅是奇幻小说,它更承载了丰富的基督教教义。尽管基督教题材出于宗教的原因,本身显得沉重而严肃,但C.S.路易斯以易于儿童读者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递了基督教教义。本文挑选《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中的一册《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来解读小说承载的基督教教义：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重生（resurrection）和救赎（redemption）。     

达尔文的宗教观

本文是对达尔文的宗教观演化过程的考证。达尔文早年的时候是正统的圣公会信徒,并且在剑桥大学接受神学教育,预备出任神职。但他毕业之后并没有直接成为神职人员,而是随"猎犬号"出海,在南美、澳洲等地进行科学考察。航行归来之后,达尔文渐渐对正统基督教教义产生了怀疑。在心爱的女儿不幸夭折之后,他放弃了对位格上帝的信仰,成为了自然神论者。《物种起源》就是出版于这个时期。到了晚年,达尔文对创造者上帝的信仰也淡化以至于无有,成为了不可知论者。他虽然有的时候仍然倾向于相信超自然上帝的存在,但并未回归正统基督教信仰。     

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维风格

本文简要讨论了中世纪自然哲学的含义、内容、文献类型、推理方式、与神学的相互影响和与现实的关系等等,着重强调了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维风格与近代科学的不同,从而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世纪的自然哲学。     

进化与设计

本文是普兰丁格在"第十届中美哲学与宗教学研讨会"(2004年10月,北京大学)上的演讲,主要阐述他对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牵扯到他与几个当今大人物(包括道金斯、丹尼特、E.O.威尔逊等人)的争论.他认为,基督教信念与科学本身(如进化论)并无冲突,而只跟对于科学的"形而上自然主义"解释不相容.科学本身不必预设"形而上自然主义"(不存在超自然),但它确实需要一种"方法论自然主义"(不假设超自然),后者在说明人的特性(如道德原则)时,对相关研究作了一种"条件化限制",因而其结论不能恰当地用来反驳基督教信念.在一种扩大的"认识基础"上,基督教信念包容并且修正了所谓的"西蒙式科学".     

通神的独眼 论伊德为伽利略的望远镜所作的辩护

伊德面对胡塞尔对伽利略的批判而为伽利略辩护,认为望远镜具有透明性。这错失了真正的问题,即伽利略试图将经由望远镜的所见确立为唯一的实在。基督教对质料之抵抗作用的废除、存在论二分向主客二分的转换、伽利略等人对数学的强烈信心,使得数学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哲学跌落的背景下上升为唯一不受欺骗的感官。望远镜经由数学的权威而获得权威,成为"独眼"。世界因此失去纵深感,生活世界的意义沉淀在图像之中。伊德正是由于忽视了望远镜背后的这些意涵,才误以为对望远镜的运用能够扭转数学化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