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安徽民众教育馆探究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安徽民众教育馆,作为一种综合的教育机构,在社会变迁的历史环境中,本文对安徽省的民众教育馆的机构规程及其开展的工作做一次探究,并对其在抗战前的安徽社会改造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评析.     

抗战时期湘西民众教育馆与民众教育的开展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重视湘西民族地区的民众教育,当地的民众教育馆先后成立并得到较大的发展。各级民众教育馆积极开展活动,促进了民众教育的发展。     

关于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的思考

作为推行民众教育中心机关的民众教育馆,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教育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内容涉及到民众教育馆的历史沿革、概念、主旨和目标、区制、馆舍、组织、人员等,特别对民众教育馆的概念和人员的标准存在的分歧较大。由于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些分歧更多地体现出模仿性和伪问题性。即便如此,民众教育馆的研究仍然为教育的进一步民众化提供了理论思考。     

抗战前江苏民众教育馆的教育电影

抗战前,以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为代表,江苏民众教育馆推行的教育电影曾风靡一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当局对基层统治的需要,教育电影成为对民众进行公民训练的有效工具,其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显而易见。不过由于许多教育影片枯燥乏味,从而也影响了观众对教育电影的兴趣。同时,在中央政府厉行民众训练、推广播音教育之后,江苏民众教育馆推行教育电影的鼎盛时期也过去了。     

从馆舍设置看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意蕴

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综合机关,它前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馆,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馆、图书馆,繁盛时期曾推广至全国各地.民众教育馆大多假文庙、贡院、庙宇、会馆等旧址所设,在修葺、扩建过程中,不仅延续了原先建筑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晕染上浓淡不一的国家在场的政治隐喻色彩,这在实际上影响和规约着民众教育馆事业的发展.民众教育馆的兴衰发展,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独特发展的规律所致,也与政府对社会教育和“动员民众”的态度密切相关.     

卢作孚在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民众教育实验探析

卢作孚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初,平民教育思潮兴起,怀着教育救国梦,卢作孚召集成都各界精英,创建了成都通俗教育馆,面向民众开放,以此为基地开展各类民众教育活动,推动了巴蜀地区民众教育的发展,并以此为背景,对他以后实施民生公司职工教育及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农村教育基地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举办民众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推行民众教育。此时的浙江民众教育，在贯彻执政党的政策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发展，如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置、识字运动的开展等。在当时对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作用，对当今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之处。     

一位爱国实业家的民众教育实践活动--卢作孚的三次民众教育实验阶段

卢作孚是为我国现代教育史增添了一笔丰富的遗产.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财富,尤其是表现在民众教育方面.以其丰富的民众教育手段,紧贴生活的民众教育内容和为人民谋福的理念贯穿于他一生的民众教育实践活动中.他本人也在各个阶段的民众教育实践中不断成熟,最终由梦想走向现实,为中国的民众教育而努力终身.     

抗战时期后方省份社会教育的实践困境分析——以湖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余陈互控案”为考察中心

抗战爆发后,社会教育被纳入战时教育体系,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综合机关被政府列入抗战建国的主要力量。在教育部政策推动下,沦陷区民众教育馆随政府迁徙并结合现行行政监督专员区设置分区,逐渐恢复并开展各项活动,向基层社会渗透国民政府的社会控制。在当时国家权力采取"去本地化"下潜大趋势下,民众教育馆的职员籍贯分布却呈现出一种逆风而行态势,并与地方士绅、社会精英进行很大程度的本地化糅合,其利弊在1944年湖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与会计互控案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抗战期间,该馆发生多起馆长与会计的内部纠纷,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却也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在省立民教馆职员籍贯分布、到馆时间和任职经历中予以集中显现,挑战了学界关于抗战期间湘西政治明显"去本地化"趋势的结论。     

民国时期临海的民众学校与民众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爱国志士仁人呼吁“民族再造”,民众学校由此兴起。本文叙述了浙江沿海地区民众教育的兴起及发展过程。并对民众教育演变为国民党全日制民众思想的工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制度变迁分析

国外高等旅游教育制度变迁轨迹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到完善期,而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制度仍处于发展期。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制度变迁机理,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演进的,并呈现出高学历教育制度需求增加和院校培养制度供给合理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经历了重建期、法制化时期、专门化时期等三个阶段,基本特征是:从中央政府为主向地方政府为主、从单一政府主体向多元主体转移;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内外部因素共同推动。为了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走向深入,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挥行业指导作用,增强企业主体动力,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分析

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分别论证了"支撑精英高等教育的社会心理条件的丧失"、"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动力与心理阻力".通过对动力与阻力的对比、分析,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还提出:这种转变在新世纪初的头几年里能否实现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否做出重大贡献的关键.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心理透析

本文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 ,首先分析了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心理支撑 ,然后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 ,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后效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分析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根源是高职教育的基本属性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相应的制度安排出现偏差.高职教育的困境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经济学的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产权制度,扩大办学自主权,才能跨越障碍,实现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民国时期青岛民众教育述论（1929—1937）

自1929年起,青岛市以政治推进教育,以学校式教育为主体,广泛动员各界力量,民众教育得以迅速普及发展,呈现社会化、政治化和实用化的特点,在传播知识消除文盲、统一思想迎接抗战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考察这一时期的民众教育,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沈鸿烈“政教合一”的施政纲领及实践,探究以教育完成政治即“政治教育化”的深意。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Spanis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article describ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Spanis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singles out four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this change: (i) demography, (ii)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so-called knowledge society), (iii) the role and interests of academics and politicians, and (iv) the supranational stimulus to converge (Bologna Process).
Although after Franquism each of these factors had notable consequences on tertiary education, at least initially it seems that supply-side factors were very important in sust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Spanish universities. Above all, politicians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boosted democratisation by opening new universities (which since 1980s have increased in number from 32 to 70), by lowering entrance requirements, and by keeping fees low.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European declarations (Sorbonne, Bologna) increased the significance of Europe, with a twofold effect: they induced governments to introduce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convergence), but they also highlighted the difficulty of combin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s signatory to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s) and peripheral institutions ( Comunidades autónomas and autonomous universities).     

制度变迁与我国寿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寿险需求是商业保险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制度变迁为基础可分析中国转轨经济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对人寿保险的需求特点。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的制度变迁对寿险需求影响最大,全面对外开放对寿险需求的影响融入到经济体制改革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中。由此,我们衍生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各项改革的进程,通过制度创新完善产权结构,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寿险需求。同时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基点,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拉动寿险需求的长期政策。     

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有效实施内部治理的基础,也是府学关系的核心内容.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框架分析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制度更迭以及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并且在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博弈下不断进行重新组合寻求新的平衡.但是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合作效应等因素的存在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大学内部治理仍旧保持着集权化形式.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与组织演变特征

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初步恢复及1981年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央集中管理为主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随着地方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领导权和统筹权的不断加强,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和管理能力的日渐提高,原先的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以权力下放、组织分层、管理重心下移为基本趋向的体制演变逐步展开。这种演变以渐进改革为主线并以激进改革为辅线,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体,以中央集权单一化逐步转变为以地方分权分散化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