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灾异政策

从西汉确定“独尊儒术”思想以来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依据。对西汉儒家思想集大成有最大贡献的董仲舒 ,特别看重天人感应论 ,作出“灾异谴告说”。封建君主应付灾异时所采取的灾异政策 ,在两汉时期形成。其内容包括灾异对策与灾异仪礼 ,分别起回答“天”的谴告、调节阳阴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事优先于天事的倾向反映到仪礼运用上 :其重点由灾异移到服丧 ;由日食移到是旱灾。这种变化既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又反映了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从《汉书·帝纪》中的灾异记录看西汉社会思想

《汉书·帝纪》中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这些灾异数量众多、类型不一、分布不均,对西汉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统治者们应对灾异,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对灾异的记录和各种赈灾措施的施行反映了西汉社会的民本思想、附会思想和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

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试论西汉“劝农”、“守边”奏疏的文化意蕴

在西汉奏疏中开始出现“劝农”、“守边”等词,反映出有汉一代言兵事类奏疏中所蕴含的后勤保障思想.同时,作为大一统时期的公文,此类奏疏也在同时期文学风尚的影响下体现出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精神.     

论西汉三家诗的正变说

序汉代人对上天抱有强烈的疑念，关于灾异说，除了具有和变雅诗中描写周代人对天的意识、怨嗟、怀疑的共同点之外，汉代人的怨嗟、怀疑并非是对天的不信任和批判，相反却表达了对天的一种深深的信赖。本文将围绕《诗》的正变说和灾异说之间的关连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灾异说和诗说西汉后期是儒教理论对政界发生影响的时代，其中灾异说是最有影响的理论。灾异说一方面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使用，另一方面又成为攻击政要等特定掌权人物的武器，因而灾异说的起因是具有二重性的。若从当然的角度来看，对灾异说是不能全面肯定的。若从灾异说…     

鲁学的学风与政治影响

鲁学的思想主张、治学方法、学术风格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在儒家思想史和经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鲁学学风严谨，以严守师说，少言阴阳灾异，治学方法以“训诂”为主要内容，鲁学的政治主张曾数次影响西汉高层．但总体来说不如齐学的影响大。     

天谴灾异说与孙吴政治

天谴灾异说在孔子思想中已经萌芽,董仲舒对之集大成,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中获得逻辑论证,流行于西汉盛行于东汉。三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天谴灾异说继续发挥作用,影响着君主的从政行为,不同的君主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孙吴的统治者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有不同态度,天谴灾异说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各项政策。     

西汉后期奏疏文风探析

探讨西汉后期奏疏与前期奏疏风格的不同,着重阐释＂醇厚＂的特点以及文风由＂雄肆明快＂向＂温柔醇厚＂转变的缘由。     

论刘向散文对西汉社会现实的批评

刘向的散文，无论是奏疏，还是《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其写作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鉴诫，以挽救当时日益衰颓的国势，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刘向散文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又不局限于成帝时代，而是对整个西汉的社会弊端作了较全面的针砭与批评。     

试论西汉灾异谴告理论的积极意义

灾异谴告是西汉社会独具特征的政治现象。对作为这一政治现象基础的灾异谴告理论,学术界一般持否定的态度,斥之为荒唐无稽的迷信和邪妄。虽然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对灾异谴告理论予以部分的肯定和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只有把灾异谴告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社会效果综合起来予以考察,才能够得出较为切近历史实际的结论。     

西汉年号中的祥瑞文化内涵考释

祥瑞灾异文化和年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祥瑞灾异文化源于朴素的天人观,并在汉初被纳入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框架中,使得拥有至高权力的君主能够有所畏惧,并通过改年号或下罪己诏的方式来自我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而西汉作为首个使用年号的朝代,其中有近一半的年号直接体现了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它与祥瑞灾异文化相结合,对后世的年号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灾异感应观念下的西汉中后期政治

西汉昭宣时期的灾异学说具有限制帝王行为的功能,皇帝根据灾异感应来修正自己的行政过失,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从而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元成时期,皇帝虽然常下"罪己诏",但多借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通过策免大臣来回应灾异。大臣借助灾异争权夺利、攻击政敌,灾异感应之学逐渐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被政治权力所绑架。     

西汉“灾异说”简论

西汉＂灾异说＂之旨,在于要当政者慎微重始,尽早发现政治失误并及时正确应对,其实质乃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空前强大之时士人们为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而创造的一个话语系统。西汉儒臣们运用这个话语系统,参与朝政,可是效果有限。于是,＂灾异说＂始衰而＂祥瑞说＂始兴,后者成为士人为王权服务的话语系统。     

论刘向散文对西汉社会现实的批评

刘向的散文,无论是奏疏,还是《说苑》、《新序》、《列女传》等著作,其写作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鉴诫,以挽救当时日益衰颓的国势,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刘向散文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又不局限于成帝时代,而是对整个西汉的社会弊端作了较全面的针砭与批评。     

郭璞奏疏文的政治思想探究

郭璞现存相对完整奏疏文共五篇。其奏疏文展现了郭璞的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占卜大家,天人感应思想是郭璞处理现实问题时的手段和方法。其次,河东地区的生活环境和家学渊源促使郭璞以儒家思想为灵魂。郭璞又吸收法家思想,倡导法治精神。郭璞还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时代特点,制定特定的政策,这也是吸收黄老思想的主要体现。     

试论灾异在政治互动中的特殊作用--以明朝万历年间为例

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灾异被当作上苍对人事变动的昭示，从而为皇权、阁权、宦权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平台。文章试图以灾异作为切入点，来审视这种政治互动。     

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及创作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朝“同治中兴”的功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而这些无疑对现代公文的语言、风格、内容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寓德于教——记《谏太宗十思疏》总结课

语文科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基础学科,在其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还要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语文教材中,有一篇文言文《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当时正是唐王朝“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看到唐太宗滋长了贪图享乐的思想,魏征写了这篇奏疏,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以保证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备课时,我发现这篇课文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难得的好教材,既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于是,上这一课前,我进行了一次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经过调查发现,现在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天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将“正元”与“灾异”视为《春秋》之“二端”,并通过其阐释天人理论,将人事、历史与上天之意旨连结在一起。《春秋纬》在接受《春秋繁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将天人理论又加以深入和拓展,具体体现为正元观念的发展和灾异思想的强化。     

《太平广记》中的祥瑞灾异研究

祥瑞灾异思想曾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深远地影响,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对《太平广记》中祥瑞灾异的研究,考察祥瑞灾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