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的道德性分析

政府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它已经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工具性的管理了,而是一种负栽着道德价值的政府管理。以往对于政府行政研究比较重视事实分析和技术性探讨,而忽视了对政府管理的本质和根本宗旨等进行道德层面的探索,忽视了对政府管理实践中道德价值观和价值目标等问题的追问。应该说,政府管理在道德层面的诉求不仅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当代政府管理实践过程中,其道德化趋势也突显道德的必然性,要求政府自身需承担起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有必要从道德的视角去审视政府管理的本质,追寻政府管理与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     

论政府道德

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决定了政府道德的客观存在。政府道德直接来源于政府所负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对政府的道德评价是政府道德的另一存在方式，政府道德可以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府的道德和作为个体的官员的道德，二有密切的关系，政府道德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更是以德治国的关键所在。     

政府道德责任与政治文明建设

现代政治文明的实现关键在于建设责任政府。政府责任的根本在于其道德责任。强化政府道德责任有助于深化理解政治文明理论，从根本上防腐倡廉。针对政治活动的特点，从以下四方面提出促进政治文明的一些伦理理念与具体措施。政府道德责任是政治文明理论核心的基石；行政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政府的道德责任关怀；政府的道德责任是政治活动中灰色地带的净化器；政府道德责任是反腐倡廉的根本武器。政府道德责任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服务型政府的道德责任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政府管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是政府管理模式的质的飞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的灵魂和核心,因而是服务型政府最重要、最核心的道德责任,具体可以概括为:为社会提供合道德的制度供给、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型政府道德责任实现的根本途径是实现行政管理的伦理化,具体来说,要实现行政制度的伦理化、公共政策的伦理化、行政机制的伦理化、道德责任的制度化和行政主体的道德化.     

关于政府道德责任制度建设的思考

政府行政伦理要求法规化、制度化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不仅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道德立法和建立专门的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方面都有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与此相比,中国却至今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因此,加强政府道德责任制度建设,成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健全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以及道德监督机制是政府道德责任制度化的基本措施。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政府道德责任的社会功能

在大变革时代,政府职能与政府角色无疑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在行使某项具体职能时发生了变化．所应担负的具体责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政府责任。政府必须负担起不断谋划和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引导和持续推进社会转型的改革领导者的责任。服务型政府的道德责任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调节社会的不平衡因素、改善地方政府的不良状况和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中都起着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     

全球化视野中的政府道德责任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责任问题受到重视,直接根源于全球化所导致的风险和危机的加深。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而且必须负责任的国家,是那些在国际事务处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国家,发挥的作用越大,所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全球化视野中的政府道德责任内容包括：在国内治理方面,政府应积极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洁、负责、合作、参与和公正＂为主要标准的＂善治＂,将＂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伦理准则;在全球治理方面,政府应积极履行合作治理、科学发展的道德责任。     

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分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法律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无论中国古代《吕刑》提出的“德主刑辅”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家关于二者关系的系列论述,都对当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手段，各自的实现方式不同，但最终目标一致。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核心，法律是基本道德的国家强制。但由于各自调整方式的不同，两之间的转换应该有个“度”，不能失之偏颇。道德法律化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指法律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的道德化是指在法律的制定、执行过程中应把握法律的道德性精神，体现出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不能“借法行恶”，在违法律作用的初衷。所以掌握好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之间的“度”，可以使社会实现法治，维护正义，保障人权，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     

小政府是有权威的责任政府——边沁功利主义政府思想分析

从近代以来，小政府理论曾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边沁关于小政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明确提出，小政府并不是没有权威的政府，而是具有一定权威的政府；小政府也不是对人民不负责任，而是要受到人们的监督，并对人民负责。小政府并不是不做事，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负起管理社会的责任。边沁小政府思想对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道德管理论纲

道德管理是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理想，对组织活动的目标、手段进行道德论证和指导，协调管理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其符合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原则与规范的一种管理。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管理科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依法行政难道德视角分析

要实现依法行政,必须提高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建立约因制度,为诚信原则提供法律实现的程式,健全行政道德规范,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坚持以德行政。惟其如此,才能解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因此从道德视角分析依法行政难,对于加强道德建设,提升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依法行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依法行政难道德视角分析

要实现依法行政,必须提高政府官员的公信力,建立约因制度,为诚信原则提供法律实现的程式,健全行政道德规范,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坚持以德行政。惟其如此,才能解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因此从道德视角分析依法行政难,对于加强道德建设,提升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与依法行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企业管理中的道德缄默

企业管理普遍的自利和理性心态，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压，使得企业管理在企业行为的合道德性问题上持“不用说”、“不可说”和“不兴说”的态度，缄默不语。消解企业管理中的道德缄默，应完善包含社会责任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     

"道德内化"究竟内化什么?——道德心理学的争鸣、转向及其教育思考

不同心理学流派对道德内化机制的研究大相径庭,如果在学校德育实践中简单依赖一种理论,或者将不同观点想当然加以综合的做法是不充分的.本文分析了不同理论取向之间的争鸣及其普遍"道德化"转向的通达途径,以此为基础,笔者认为要倡导道德教育的领域适应性来作为大德育模式的合理补充和有效深化途径.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法哲学批判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这个“化”字就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或者区别已经消失,甚至于趋同。在我们这个伦理民族的国家里,在封建统治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中国,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化”不无可能走入另一个极端——道德就是法律,用道德去规范本应由法律去规范的人的行为,甚至于去规范人的思想,把思想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这种泛道德化法哲学倾向应引起注意。     

管理的道德属性及管理与道德的内在关系

管理的本质即是道德的管理,道德管理即是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内在的管理,掌握了对道德的管理艺术,也就把握了管理的真谛。文章对管理的道德性进行了解读,对管理与道德的契合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管理者提供参考借鉴。     

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被追求,后来在分化的社会中获得各种表征,由此思想史中出现了对正义的各种呼唤：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综合的正义。在现代社会的正义舞台上,法律正义是前台的主角,道德正义是后台的导演。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被总括为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具体说来,道德正义为法律正义奠定基础,规定范围,和提供标准,而法律正义使道德正义获得部分的保障,得以具体的实施,和立足现实的土壤;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在历史的和理论的次序、逻辑外延、理论地位、实现方式等方面皆有差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逐渐弥合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的裂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但是法律的道德化应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泛滥,而道德的法律化应防杜不合时宜的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之泛起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道德调控

本文首先总结了西方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同时是道德调控的认识过程。认为政府的道德调控以市场经济蕴涵道德属性为客观基础，以政府是三重人、三重理性、三重标准的统一为内在依据，以市场主体的行为动力所具有的性质和所表明的方向为对象，以由市场主体理性的遮蔽效应所导致的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盲点”与“污点”为范围，以“服务”与“引导”为方式。     

公共治理视阈下高等教育管理的政府责任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治理理论,对政府管理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政府本位”观念仍未改变、高校自主权有限、中介组织发展薄弱等问题,对此,依照公共治理的理念,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