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参请”考辨

多数论者根据宋人有关记载将宋代“说话”解释为四家,“说参请”为其中一家,除了皮述民先生在《宋人“说话”的商榷》(《北方论丛》八七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异议外,几可成为定论。但“说参请”内容究竟何指,它是否可以在当日勾栏瓦舍中单独演出,是否有“说参请”话本传世,以及“说参请”与“说诨经”区别何在,历来研究者多疑似之词。回顾在小说史的研究中人们对“说参请”的认识,也有助于我     

“文气”:范畴的结构机制与内蕴

1 什么是文气?对这一范畴,有谓文气是才性气质论者,有认为是作品风格论者,有认为是行文气势论者,有认为是语气音节论者;台湾学者还从“文气”中析出了“民族性”的意谓,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见解都从某一侧面接触到了“文气”的内蕴,但我总觉得尚有意犹未足之感。研究者们似乎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研究角度,这就是文气论也是艺术本体论,它着力标明的是艺术美的本质特征所在。“文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学范畴,对于它绝不能仅仅从字面上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讲,也许“文气”一词本身并没有准确概括、反映出它所拥有的丰富内容。因为“文气”二字,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被人认为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的“气”,实则这一术语是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说法中凝缩而来,而曹丕原意更偏重于指作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散文与结构

60年代初期有论者指现,散文忌散,又有论者指出,散文贵散,要“形散神不散”,其实,散文之散,与骈文相对,而与作品结构之散无关,西方之prose和essay二词,通常译为散文,随笔等,这种文体与诗歌,小说相比,确实较为自由灵活,甚至容许“松散”,五四以来,不少人认为散文可以写得随便些,此说可能受到西方散文文体论的影响,然而,文学为艺术,文学作品重结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行秦至今的散文,其佳者莫不结构完善,前呼后应.“形散神不散”说至今仍然误导人。希望在辨释散文之本义与结构之重要后,“形散神不散”的误说,从此烟消云散。     

“豪放”不是苏轼词的主要风格辨

苏轼词风格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是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有的认为是“豪放”,宋明以来持此论者甚多,认为“千古豪苏擅胜场”,故将苏东坡称为“豪放”,将柳永与之对应地称为“腻柳”。有的评论家认为,“豪放”只表现在苏轼的个别作品中,难以代表苏词的全部风格。还有个别人认为苏词的主要风格仍是婉约或是旷达与婉约的结合。正确评价某一作家的创作风格,必须涉及风格的概念和他的全部作品,尤其要密切联系他的生平经历和基本思     

从“倾国”涵义之辨正看《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的开篇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倾国”一词被视为具双关义的开宗明义之词－“思倾国，果倾国矣！”但是，从本所表现的“思”与“倾国”、“尤物”说与“风情”说、杨妃之美与“倾国”、帝王爱情与帝王政权、玄宗与“汉皇”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作对李杨爱情的鲜明倾向看，“倾国”一词在《长恨歌》中不具“国家倾覆”义，只涵“倾国之色”义。这一涵义的确立使《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逻辑支点更加坚实可靠。     

也论“庶人”

在先秦的典册中,到处可以看到“庶人”或“庶民”的称谓。(以下通称“庶人”)“庶人”的社会身分是什么?至今争论未结。西周封建论者,说他们是农奴。西周奴隶论者,说他们是奴隶;魏晋封建论者,说他们是自由公社成员。由于把他们的身分问题和社会性质联系在一起,以至使一些同志强调说:搞清“庶人”的身分,古史界争就迎刃而解了。     

从王国维评李煜词看其境界说之“真”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中心,而“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真”。“真”是王国雏整个文学批评理论的出发点,是衡量作品的基本标准。他在《人间词话》中通过品评词作阐述了“境界”之“真”的具体内涵。在众多词人中,王国维对李煜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本文拟从王国维对李煜词的评价这一视角,从艺术品位和创作论上探讨其“境界说”之“真”。     

“黍离”不该作“禾黍”

新版高中语文教材(试验修订本·必修)第三册第12课是姜夔的词《扬州慢》,词的小序中有“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一语。课下注释说古人常用“禾黍”表示对国家昔盛今衰的痛惜伤感之情。笔者认为此处的“禾黍”是对“黍离”典故的误用。     

试论李煜词之“境界”

南唐后主李煜之词大部分郝是睥睨词坛的杰作,也为历代词评家所称道。王国维就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词推崇备至,但其“眼界始大”和“阅世愈浅”的评语似乎有些矛盾,联系王国维的“境界”说,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了。根据叶嘉莹先生做出的解释,“境界”一词的落脚点其实是感受。这感受一则是对外物的真切体味,一则是将这种真切体味再现于作品中。那么,我以为用“境界”二字来评李煜词是再恰当不过了。     

“之”词本义质疑

前辈学者推求词的本义,运用形训方法:因字释词,据形求义;行之有效,多所发明。然而这方法存在局限性,有时难免臆断。本文以“之”词为例提出问题,向专家求教。“之”词本义的三种说法“之”词本义有三种说法:训出说,训往说,两字说。都是运用形训方法的,而结论迥然不同。     

“沉郁顿挫”的风格与人格——略论老杜与“词中老杜”

“沉郁顿挫”这个词用来评杜甫诗的风格和周邦彦词之风格是恰当的。但“沉郁顿挫”在两位诗人、词人的作品中却有不同表现：一是由于人格、审美理想的不同造成杜诗在沉郁中包含更多的是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忧患，而清真词的沉郁则更多的是对个人坎坷遭遇的感伤；二是杜诗的沉郁顿挫给人以警醒、深厚，清真词中的沉郁顿挫给人以失落、缠绵。由此可见，两人诗词中的沉郁顿挫之风格与人格有密切的关系，“如其人”谓之不虚。     

做阅读题必须“主题先行”

“主题先行”原本是就创作而言的,我们这里只是借用“主题先行”这个词来表述阅读行为。创作不能实行“主题先行”主义,而考场做阅读题,却必须做到“主题先行”:正式答题之前必须先弄明白作品的主题。因为,主题是作品的灵魂,掌握了主题.也就基本上掌握了整个作品,答起题来就能高屋建瓴,有些看来比较难的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     

“吾”“余”“予”有何区别?

编辑同志。表示现代汉语代词“我”的文言词有“吾”、“余”,“予”等,这几个词有时在一篇文言文中同时出现。如《黄生借书说》中:“吾不得而见之矣”,“余幼好书”,“今黄生贫类予。”又如《捕蛇者说》:“余闻而愈悲。”“吾尝疑乎是。”请问:出现这种现象,是作者信手拈来呢,还是“吾”、“余”、“予”等同表示“我”的文言词还有意义或语气或用法方面的微妙差别呢?     

元人“乐府”二题

元人“乐府”一词的内涵似较复杂，但概而言之其含义只有两种：一指“有辞有声”的作品，具体指“词体作品”与“曲体作品”即所谓“词曲”；另一专指“曲体作品”中那些符合特定要求的作品。元人对“曲体”“乐府”的论述淑 及诸多方面，而 词必有文采，遵守一定格式，切忌有伤音律并讲究结构安排，则是元人对“曲体”“乐府”的最基本的认识。     

对清真词的再认识

清真调,即周邦彦词.周邦彦乃北宋一代名家,但古今对其词的评价,都大相径庭.自南宋直至近代,词学界对他评价一直都很高.把他说成“集大成”、“词中老杜”;解放以后.在五、六十年代,周邦彦及其词作却遭到空前的批判和否定.论者或斥之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甚至有的论者认为周邦彦在词史上起过反动作用.从艺术形式上肯定清真词成就和作用者也不多见.八十年代以来,对周邦彦及其《清真词》的全面评价渐次展开、有的论者充分肯定了他在词史上     

说“训练”──再评“把语文课上成训练课”

说“训练”──再评“把语文课上成训练课”南京倪渝根（接上期）六有论者说：一把语文课上成训练课”既符合“大纲”的要求，又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论据呢，为避断章取义之嫌，请允许我全文抄录─—（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     

陈廷焯的“寄托”、“比兴”说

<正> 陈廷焯(1853—1892年)的《白雨斋词话》集常州词论之大成,其核心在于提出词艺风格的“沉郁”说,强调词的“浑涵”之境,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认为“作词贵于悲郁中见忠厚”。为达到那种“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的效果,陈廷焯对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动”“静”相谐 独成一境——王维山水诗浅谈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语)。大凡有作品传世之诗人词人,都各有自家之内在精神,笔下也当各有自家境界凸现。王维在艺术上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山水诗中动静相衬而产生意境之美。 在王维前期作品中,已开始注意到以静衬动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在其著称的山水诗中,“静”表现得更为充分。诗人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用得老道熟成,炉火纯青。诗中发自“象外之趣”而又摇曳多姿的静美之境,表现出了对自然景物独特的情趣和意蕴。王维山水诗中的“动”与“静”,具有其特定的审美价值。     

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

关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历来的解释框架有“不平则鸣”说远绍孔子“诗可以怨”的说法;又有“不平则鸣”说“与庄学中的‘自然’观有内在联系”的说法;而大多数的论者则认为它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其实,以上说法都尚未涉及一个重要的认知视野,即韩愈因何种因素而感到“不平”。本文在考察韩愈文本之后得出结论：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