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格调说”新论

沈德潜的＂格调说＂具有三重内涵：体制声律、艺术风貌和品第水准,这使他的＂格调说＂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色彩。不仅如此,沈德潜是在＂温柔敦厚＂诗教说的统摄下论述其＂格调说＂的,诗教说在诗人人品、诗歌内容、诗歌的表现方式等三个层面规定着＂格调说＂。除此之外,沈德潜的＂格调说＂还带有一定的新变色彩。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说”

“格调”说是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李东阳有关论述的分析，揭示其“格调”说的具体内涵；指出李东阳的“格调”说是建立在重视诗与文的区别、强调诗与乐的联系和诗的音乐性的基础上的。“格调”说究其实是关于诗的风格的理论，它主张从“格”———诗的体制特点和“调”———诗的语言的音乐性方面去探求诗所抒发的各种不同的情感、思绪，去把握诗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这便是所谓“眼主格”、“耳主声”。     

性灵说对格调说的诘难——袁枚答沈大宗伯的两封论诗书

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两封信中,袁枚全面的批判了沈德潜的格调说。在文中,他批判了沈德潜“贵古贱今、尊唐抑宋”的复古论和“温柔敦厚”、“必关系人伦日用”的儒家正统诗教说,标举个性解放的性灵说,提出“变”是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肯定“艳诗”等通俗文学的价值。     

吴镇诗学思想初探

吴镇是清代中期陇右著名诗人 ,其诗学理论有许多真知灼见 ,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吴镇论诗主张“性灵” ,也强调学问的重要性 ;他还受到“格调说”的影响 ,坚持“风雅”的诗教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吴镇还继承司马迁、欧阳修等人“发愤著书”、“诗穷而后工”的思想 ,提出“穷乃工诗”的观点 ,同情下层文士 ,反对庙堂文人左右诗坛的现象。     

宋湘的诗论

从清初至乾嘉诗坛,在诗的本质、诗的源泉、诗的表现、诗的风格等诗歌美学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壁垒分明的论争.王士祯“神韵说”片面标举王孟家数,沈德潜“格调说”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倡导诗必盛唐,翁方纲“肌理说”推重考据诗,向书本讨生活;而叶燮、袁枚性灵派诗人等则主张诗应抒发真情实感,诗离不开现实生活与江山之助,诗的表现应创新,诗的风格宜多样化.后者的观点显然大多符合诗歌艺术规律,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本文所论的乾嘉时代诗人宋湘的诗学观,基本上是站在叶燮、袁枚一方,并且不乏独到的见解,对推动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翁方纲的“肌理说”及其诗歌创作

翁方纲论诗作诗 ,俱仗八股和学问为利器。其“肌理说”与乾嘉之学、八股之学、桐城派文论大有相通之处 ,且有修正“格调说”、“神韵说”之意。其诗最大的失误不在于以学问为诗 ,而是缺乏诗情 ,艺术表现呆板 ,原因是缺乏诗才 ,学诗太迟     

论儒家思想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向来以格调清新、意境空灵充满了禅趣而著称。同时．他的许多诗歌中也体现了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重情和渴望建功立业、济世图强,这都是儒家经典文献明文倡导的思想主张。此外,他的一些诗歌中的怨刺内容则继承了“诗可以怨”的儒家诗教说。     

诗教的魅力

诗教的魅力●王乃声董淑荣“诗言志。”运用诗进行教育，称作“诗教”。诗教，堪称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朵奇葩。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明代王阳明也主张“每日轮值一班歌诗，其余静听，每五日各...     

张船山诗论美学思想初探

在我国清代丰富的诗歌宝藏中,乾隆嘉庆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的诗,以其广阔的题材所蕴涵的丰富内容与在一定创作理论指导下所达到的艺术造诣,形成了自然质朴,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我们在研读他的大量诗作时,不仅感受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且还由此窥见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轨迹。清诗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仅以清代初期至中期诗歌理论的主要流派而言,就有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说”,以追求空灵秀美的旨趣为最高境界,有沈德潜的“格调说”,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诗歌的章法韵律;又有袁枚所     

论明李东阳的"格调"论和七子之"才"

李东阳认为诗必有“格调”,看诗要由“格调”下手。但他并不主张摹拟,而是力求诗句的自然匀稳。前后七子则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力攻东阳,嫌他软滑。李东阳这祥,专讲“格调”,不注意情理;七子之徒,自视甚高,雄傲一时,这不能不产是明诗不如宋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白之诗与海德格尔之思

李白与海德格尔,一个是中国盛唐的著名诗人,另一个是德国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两人远隔时空,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交集的诗歌理论,然通过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理论,即以海德格尔的思来透视诗仙李白的诗,会发现李白诗的高度不完全来自其洒脱飘逸的风格,而从根本上说,是以亲在的体验体现了存在的真理,是把真理用诗的语言道出,从而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认同的诗意栖居的高度,达到了美与自由的境界。     

略论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情结

黄遵宪作为客家人，其浓郁的客家情结对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有着巨大影响。在理论方面，他力倡“新派诗”，主张“我手写我口”；在诗歌创作上，他继承粤东客家文化传统，有意识地以客家方言入诗，并顺应时代潮流，将新观念融于诗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诗风。     

论中国新诗内在形式的不可共感性

中国新诗合法性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在于它的形式或者说诗体。新诗中的自我表现值得关注,其中主体的凸现与消隐,使得新诗艺术一方面普遍存在着不可理喻和晦涩难懂,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形式的随意甚至抛弃形式的任意性表达为特征的倾向,从而带来了诗歌艺术感觉与艺术形式的不可共感性。诗体的缺失,不仅使诗人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表现力,也使读者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感染力。     

司马光《续诗话》及其诗歌理论

作为宋代早起的诗话作品,司马光《续诗话》相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在内容、理论、体制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其诗话中虽未形成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结合其诗文创作,可以相对完整的复原出他的诗歌理论的大概。     

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刍议

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中对文学研究有建树者之一。他从理学的视野对文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形成了其独到的文学思想。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道观主张“文道一贯”、“文从道中流出”的审美倾向;其创作本源论强调诗歌的美学脱胎于哲学母体,实践、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其创作风格论推崇凛然正大而又淡泊高洁的人格,诗风上提倡平淡素净之致与苍劲刚正之气相交融的格调;功能论强调“情”与“志”统一,“兴”在诗歌感发性情中的审美教育作用。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对南宋中晚期的诗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格”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格”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格”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格调之论的反思与消解。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格”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明代诗风的开启者——十年来高启研究综述

在整个明朝文坛,高启应该说是被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个,对明代诗风有着开启之功,其随事描摹的创作途径、稳健沉着的创作旨趣、灵动洒脱的诗学追求,影响着整个明代诗风。1995——2005年这十年间,关于高启的研究呈现逐渐深化的趋势,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了高启生平思想、诗歌风格、诗歌理论、词和散文等四个方面,本文也将从这四个方面对这十年的文章进行梳理和综述。     

诗境禅心——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禅与境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四言诗的形式描画了中国传统诗学之风格体系,其造境说理之模式显示出一种对诗歌意境追求的自觉。意境说之生成与中唐诗风之转变及禅宗的影响关系甚深,禅宗激发了诗人空灵悠远的诗境追求。《二十四诗品》机锋般的说诗方式也显示禅学理论对司空图诗学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道释三教融合在诗学理论领域的一大创获。     

辨体明性：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以论说之体而具诗赋之性 ,其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 ,共同铸成文论之“体”的诗性特质。而导致批评文本“破体”的主体性缘由 ,则是文论家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诗意化。本文辨体明性 ,清理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 ,意在抉摘 2 0世纪中国文论的“失体”、“失性”之弊 ,并为中国文论走出世纪困境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     

张戒论诗歌审美风格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有许多关于审美风格的论述,其中不仅有对于诗人不同风格类型及其优劣比较的论述,也有对于这些审美风格形成因素的探究。这些论述在总结古典诗歌风格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审美风格种类,并进一步探讨了诗歌审美风格形成之原因,对于诗歌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