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尊儒术”与"悉延(引)百端之学”

汉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太史公则说,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学”.本文认为,汉武帝"尊儒术”确系事实,至于董仲舒提出的"皆绝其道”,以使"邪辟之说灭息”的"罢黜百家”建议,汉武帝并未采纳.汉武帝推行的是尊儒术,重法治,而又"悉延(引)百端之学”的学术思想政策.     

尊儒·重法·"悉延百端之学"--略论汉武帝的基本国策

西汉政权建立以后,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六、七十年的争论和探索,直到西汉中期才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治国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长期以来视为汉武帝政治的一大特色.从汉武帝的用人及基本国策等方面来看,应当说汉武帝是尊儒、重法的,"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与汉代经学的神秘主义倾向

一本文试图说明汉武帝与汉代经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独霸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但汉武帝与经学的关系,其实并不主要表现在这“独尊儒术”上。因为儒术之兴,应该说是汉初几十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儒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历史只不过是假武帝之手,完成它本来注定要完成的任务罢了。让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一过程。汉初的统治者不好儒术,他们主要尊奉的是黄老思想。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和政治统治秩序的不断巩固,经过了几十年的经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反映的是什么？

2009年海南单科历史卷单选第4题：“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后来,汉宣帝反对专任儒生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此处所谓“周政”。     

汉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新审视董仲舒在“孝”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董仲舒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五行学说释“孝”,这使得作为儒家学说重要部分的“孝”对统治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未使得西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措施,而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治理天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对“孝”的重视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的顺利传播。董仲舒对孝的传播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制礼作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显著表现

汉武帝登极之初，即表现出重视儒学和重用儒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接受董仲舒对策后，他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国策。既是基本国策，自然就不会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一定要通过措施去贯彻落实．从而让头脑中尊崇儒术的意识具体地表现出来。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政策、措施和行为来看，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启用儒生（举...     

汉武昭宣元时期法律思想变迁探实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体系,是此前各种政治法律思想的融合,也是以后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其中不仅有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有先秦法家的思想,只是由于其核心内容是儒家的,故世人及后人仍以“儒”称之。很多人认为,董仲舒思想体系一确立,汉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之作为统治思想。考察汉武、昭、宣、元四帝的统治实践,并非如此。从汉初崇信法到崇尚德的董仲舒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变迁过程。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谶纬与蜀汉政治

谶纬产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内容博杂,可以较好地为政治服务。三国时刘备集团与其他政治军事集团一样,也积极利用谶纬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蜀汉的谶纬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表现在刘备的称帝和巩固统治上,后期则是蜀汉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士人利用谶纬进行的反蜀斗争。     

管窥孔孟仁学思想现实意义

孔孟“仁”学思想主要涉及到个人修养、人际关系以及国家治理这几个方面。孔孟“仁”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有利于促进人生价值的提升，有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忠恕—絜矩之道”与社会和谐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絜矩之道”是原始儒家关于人际行为的重要规范。“忠恕之道”是孔子践仁的基本行为原则，“絜矩之道”是对“忠恕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忠恕—絜矩之道”的推行，有效维系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因此，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体认(一)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一种大道哲学。对其内涵价值应当进行现代诠释。今天,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有着多层面的反思,对构建社会和谐有着多方面的渴求,对儒家和谐思想的历史意义有着世界性的认同。     

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

明末清初学术主流由心学向朴学转变，其内在的、推陈出新的动力，源于思想界摒弃理学未流的批判思潮。其时，社会经历了明亡清立的历史转折，明道救世的目的已由振兴而救亡，启蒙的重心由政治改良转向民族主义。于是在清算明代理学空疏无用、自毁长堤之罪过的同时，更把别夷夏、辨正闰放在首位，并且在批判心学松懈夷夏大防、否定宋学具有元典意义的过程中，自觉地把考据实学作为思想武器与反清斗争相系，终开清代朴学之风。     

试论石田梅岩的神儒佛思想

石田梅岩被尊为＂石门心学＂的始祖。他的思想构成不是全盘接收神儒佛三教的思想,而是融合三教,并在这基础上有所扬弃,以提出独特的＂商人道＂思想。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实＂、佛教的＂慈悲＂都是共通之＂心＂,＂知心＂是梅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当时处于社会地位末端的商人提供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提高了商人的责任意识,影响甚大。     

武士道的另一个世界——山鹿素行士道论

摘要：El本的武士道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突破了“下魁上”的藩篱,形成了一个新的武士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鹿素行士道论。山鹿素行士道论在旧的武士道理论基础上,吸收儒教及朱子学的思想,适应了德川幕藩体制的新要求,解决了幕府所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下越上”问题,也为德川时期武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可以说,山鹿素行士道论是存在于LI本传统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儒家思想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流派中，儒家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蕴，它内容丰富，是人类应对各种自然挑战和社会挑战的生存之道．对于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能产生许多积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儒家思想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一是和而不同，把握多样性的统一。努力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融合、互补，增强民族实力，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二是天地人融合，重和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不同地区社会之间的和睦相处。三是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这可以在国际交流乃至冲突发生时化解冲突，维护各国的认同和尊严。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作业:课程哲学意涵及改革思路

概观20世纪学生的作业史,作业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基于杜威实验主义的活动性的作业方式,把作业看成课程本身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基于凯洛夫认知主义的文本性的作业方式,把作业看成家庭范围内完成的课程补充内容。这两种作业方式及其课程哲学意涵启示我们: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若要加强课程与生活的联系,为学生减负,应当重新审视作业的形式与功能,调整学生做作业的时空范围,让他们真正体会到作业带来的乐趣。     

中国人的中和思维

中和思维是儒家哲学思想“中庸之道”在日常生活里的体现。以往人们对中庸思想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古籍文献的理论探索上,而少有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应对中庸思想在社会上的存在形式、应用途径和实际影响加以研究。